中国王道政治的伦理指向与古今之变

中国历史上的王道政治是在与霸道政治的对立统一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其主要包括天经地义的空间伦理、三代至上的时间伦理、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以德为主的仁政伦理、民为邦本的社会伦理等复杂内容。到清朝末年,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商贸往来、文化渗透等多重压力裹胁下,开始了从天经地义到天崩地裂、从三代至上到来世永恒、从家国同构到家破国裂、从德政伦理到霸道横行、从民为邦本到民之裂变的艰难嬗变历程。     

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孟子王道政治学的人文之维 ,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 ,从思维方式看 ,它以为道德是“整体” ,政治是“部分” ,道德是决定政治的 ;其次 ,从价值取向看 ,它既确立了人民本位的理想目标 ,又突显了君主道德的决定作用 ;第三 ,从实际运作看 ,针对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出现的二重主体性 ,它制定了“俊杰在位”的宏观策略。这种旨在为智识分子以义仕派风格介入现实政治实践而张目的王道政治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曾经产生极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西汉中前期学术走向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兼论帝王政治与士人学术诉求间的矛盾分歧

西汉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学术发展演化对朝廷用人政策带来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帝王政治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诉求之间的矛盾及分歧;士人阶层政治分歧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随朝廷政治的推进实施表现的愈加明显。刘邦建汉至汉武帝当政的百余年间,“黄老之学”成为左右朝廷政治走向和文人士大夫政治选择的重要筹码。汉武帝执政后,并没有将儒学推向真正至尊的地位,我们发现像董仲舒这样一些推行儒学思想的人,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故透过董仲舒的政治命运及汉武帝的用人,不能不使我们对西汉中前期的这段学术政治历史重新进行思考。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浅论两汉时期的诸子百家学

过去研究汉代思想史的学者们往往对汉代经学史强调有余 ,而忽视了对诸子学的研究。殊不知诸子学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 ,所以弄清楚汉代诸子学的情况 ,无疑可以弥补两汉思想史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     

孟子仁政的王道理想与霸道的政治现实

孟子的仁政体系有套完整的执政理念,但其在霸道的现实政治面前却并不被君主所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王道理想与现实政治在执政目标、用人观、民众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执政目标上,孟子追求圣王,而君主追求王圣;在用人观上,孟子主张启用贤士,而君主却希望招揽善战的武士和发展经济的谋士;在民众观上,孟子要求君主与民同乐,而君主却热衷于独享其乐.     

宋代理学的历史形上说——兼谈朱熹、陈亮"义利王霸"之辩的实质

宋代理学家在其论政、著述和讲学中对历史和历史发展的问题多有论述。通过梳理理学家的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表关切,对前朝和前人往往自出机杼作出恰当的评价;然,不让先贤的自信却充溢字里行间。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是积极、进步的。但是,他们的历史学说中存在着观念化、绝对化的现象,这便使他们的历史学说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科学合理地认识和解释宋代理学家的历史学说,还理学家以卓越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面目,有助于认识宋代理学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教皇革命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异同--从影响法律传统的角度比较

教皇革命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分别在中西方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事件,都对中西方的法律传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它们所确立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民众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这导致了民众的法感情不同以及在中西方推行法治的难易程度不同.     

王道、王政与王制：孟子政治法学的三个维度

孟子的法理学主要体现为政治法学。孟子的政治法学可以从王道、王政、王制3个维度来透视。其中,王道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可以视为孟子政治法学的理论依据。王制具有形而下的特征,可以视为孟子政治法学的制度表达。居于王道与王制之间的环节是王政,它作为华夏文明早期出现的一个概念,不仅描述了一种政体,而且具有饱满的法理意义。王政以王道为灵魂,以王制为肉身,代表了孟子关于理想政体的憧憬。“批判法学”是孟子政治法学的特质。它对拒绝王道、背离王政、抛弃王制的政治现实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批判,体现了批判法学的精神与风格,开创了儒家视野中的批判法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导师,孟子创造了堪与一个时代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并立的精神资源。因为这种精神资源,孟子的批判法学一直闪耀着激荡人心的思想光芒。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并非只能为“道统”服务,它也蕴含着生态意义。儒家思想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之一。     

先秦儒学中政治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在厘定西方自由观的基础上,先秦儒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维度可从两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在政治运作模式的构想上,还是在对个体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肯定上,先秦儒学都为政治自由思想的生成和发挥提供了可能。这一分析能使我们对政治儒家和学术儒家予以适度的分离,以利于对传统思想的客观认知与合理借鉴。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论《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并用

《春秋》决狱这一汉代出现的特殊审判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上虽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其在审判活动中立足于儒家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法理解释、以及作为儒法结合的标志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后世发展方向、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继承本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显学地位的先秦儒家思想。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对当代思政实践具有启发意义的因素,摘其要者有“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德治国”的政治观及对良好道德品质的不懈追求。     

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儒教

由《王制》的法律原则，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的一脉相承，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儒者看来，它们的宗教礼仪，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礼仪。这一点同古代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犹太教的《旧约》等宗教法典，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具有影响力的法律著作体现的法律思想大体是一致的。因此，从古代法律的角度看，《王制》篇从一个侧面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     

论《申报》的“义利兼顾”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近代著名报纸,在长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申报》坚持国家民族大义、民主进步之义、社会公益之义、监督舆论的职守之义,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公益的倡行者、民意的代言者,成为以义率利而成功的典范。《申报》的经营实践表明:"义利兼顾"是解决媒体的公器与私利之间的这一普遍性矛盾的最佳途径。以义率利则兴,不义而利必衰。《申报》的"义利兼顾"为今天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汉初纵横家活动的特点

蒯通、邹阳及公孙騛的游说活动表明了纵横家学说在汉初的复兴。这个时期的纵横家一方面继承了战国末期纵横家擅长“权变”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了融通儒学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