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襟: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胸襟,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范畴.目前,这个诗学范畴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事实上,从明代格调说产生以后,胸襟的理论就开始成型,到了清代.胸襟之说自然瓜熟蒂落.格调派非常看重雍容大气的作品,并依胸襟来衡量诗人.可以说,胸襟是格调说的一个核心范畴.     

王世懋不属复古格调派--《艺圃撷余》论析

王世懋名列明代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因此一直被视为"宗格调"或曰"格调派的转变者".但细究其<艺圃撷余>所反映的主性情、求发展变化、倡独创、重神韵等诗学主旨,表明他是格调派的蜕变者,其诗学观不属于复古格调派观点,而是与其后的明代公安派及清代性灵派的性灵说思想相通,亦是明代神韵思想向清代王士禛神韵说过渡的一个环节.     

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诗学以格调说为中心,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是巨大的。为理清格调说的理论内含,必须对其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本文对明代前期——格调说的形成期理论的衍变进行了分析,汰去旧说对《唐诗品汇》的误解,着重论述《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于格调说的导引意义。     

《明诗别裁集》诗学审美论

清代诗学对明诗创作有很深入地研究,沈德潜在吸收前代诗学评论家思想的基础上独成派别,提出格调说,其诗学理论在《明诗别裁集》中得以充分展现.沈德潜在评论明诗创作的同时系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学审美标准,涉及的内容既有对诗歌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也有对他人诗歌创作观的批判继承,更有对诗歌格调论新观点的全面表述.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从“神韵”到“格调”——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帝王倡导的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歌风格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说。"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因素。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

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大行,成为各派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与前代唐诗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明代各诗学流派,尤其是格调派与性灵派审美思想、诗体观念的碰撞。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自得”说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门范畴诗学，诗学范畴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内涵也是模糊股俄，难以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如有无、虚实、形神、出入等，有时既指诗之创作最高境界，有时又指诗之接受最佳效果，其内蕴带有较大的混融性和包孕性。本文所拈出的“自得”说，便是中国诗论中兼及诗歌创作论和接受论合流性特征的一个诗学范畴。所论意在探讨“自得”说在创作论中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其审美价值。“自得”说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孟子·离娄》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     

"意格"管窥--兼论姜夔对诗学范畴的贡献

本文结合姜夔《诗说》,对其“意格”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偏序、并置和整合状态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意格”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富于见地的概念;是关于诗人创作水准和能力的高度概括;它与“意境”一样重要,是诗学中有关创作主体的重要范畴。     

明代复古派论格调与诗体关系

格调作为中国诗学重要的术语被明代复古派发挥使用,本身与文体关系密切,不仅是体的特征,而且也是体发展变化的表现,通过还可以辨析体之间的差别。同时代的另一重要诗学概念性灵却与体无关而与心学思想有关,比较二者差异,可以看出诗学术语的选用与特定文化精神内在的一致性。同样,与格调比照,诗学概念神韵与体关系也不大,却因而摆脱了诗体的束缚,成为更高位的诗学概念。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王世贞"才、思、调、格"的文体意义

才、思、调、格是王世贞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这些概念都与古代文论中"文体"范畴的核心意义--体裁和风格有关.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错位与融合:中国诗学范畴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诗学——以梁启超"情感表现"为例

西方美学、诗学对中国诗学范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刺激并促使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的现代转化;其二是西方美学、诗学的某些因素或范畴直接进入中国诗学,成为其有机构成部分。梁启超等人以佛学格义西方哲学、美学、诗学,使得中西两种审美诗学在对接与互释中走向新的对话和融合,从而刺激并促进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晚清佛学复兴在诗学中的表现,一方面是此期诗家引佛语以入诗;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以佛学与西方美学的对接中产生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许多范畴,或者是在某些原有的中国传统诗学范畴中同时渗入了佛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某些因素。     

论清代诗学思想的建构——以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为主要考察对象

清代的诗学理论成绩斐然,可视为"一代之文学"。清代诗学避免了明代的复古与门户之见,在复古的格调与抒发性情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点,站在时代发展的新语境,提出了诗学指南。清代主要诗学流派的诗论融汇、提升了传统的审美范畴,扩展了传统诗论命题的内涵,使传统的命题更具包容性和文学性,诗论显示出完美、自足的特性。在对历史的沉思中,清代诗论更具辩证性,在古今、复变、传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较前代更有历史视野,避免了前代诗论的覆辙。     

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

清代中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代表了清代具有自己调和特点的诗学理论,其中显示了清代诗学的文学史观。道义格调、个性才情、学问修养大致是清代学人思考诗学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也形成了他们对诗史的观照特点。“唐宋之争”、“古今之争”等一系列对文学史看法的争论,往往都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     

从沈、翁对王士祯的批评看清前中期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清代中期的沈德潜对王士祯所选《唐贤三昧集》表示了不满,翁方纲则对王氏的“神韵”说狂傲地进行了批评,这看似平常的文坛小事却反映了清代前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和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清代前中期的诗歌从王士祯开始是由宗宋而宗唐,再由宗唐而宗宋;诗学思想上是由“神韵”说而“格调”说,再由“格调”说而“肌理”说。诗歌风格上是由实入虚,再由虚到实。而诗歌上的这些变化都是由当时各个阶段的政治或文化政策决定的。     

从“范蠡”到“陈涉”:明清诗学视野中的陈子昂

朱熹、方回等人从开启盛唐诗歌创作的角度,把陈子昂推举为唐诗大家。明七子重视"四唐分期"和辨体,基于陈子昂初唐人的身份而否定其大家地位。明清诗论家通过吸收传统"诗教"说、扩大师法对象等方式对格调说加以改进,陈子昂作为初唐诗风终结者的身份最终定型。陈子昂地位的起伏反映出后人对格调说的接受以及时代诗学观念对唐诗经典体系建构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