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龟三与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时期(1916-1918年)向中国北洋政府提供的总额为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巨额借款,由寺内的私人幕僚西原龟三根据寺内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以私人身份六次秘密来华,与段祺瑞政府,主要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进行密谈达成,此借款由此而得名。     

二重外交与西原借款基本构想的挫折

西原借款是一战后期日本实现"东亚自给圈"构想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制铁厂借款与币制改革借款,但二者最终未能成立。其中主要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机构层面,大藏省→驻华财务官与外务省→驻华公使馆的对华政策输出渠道之争;个人层面,"私设公使"西原龟三与驻华公使林权助的对华外交代表之争;理念层面,"朝鲜组"的自主外交与外务省的协调外交之争。综合而言,导致西原借款基本构想得以实施但又遭遇挫折的结构性因素正是近代日本的二重外交体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愚民政策

"九·一八"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除了通过法西斯统治、经济统制、军事镇压等手段外,还以愚民教育,即宣扬"王道主义"、"建国精神"、"日满不可分论"和"溥仪诏书"等方式,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泯灭民族良知.但其最后结果,是东北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西原借款问题新探

从经济角度看,西原借款是一战期间及其以后日本经济格局变迁与中国军阀经济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借款表面上是以经济为主,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贷款,借款的实际用途显示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寺内内阁之间相互勾结的实质.西原借款对中日两国均有不利影响.     

试析“酷日本”战略及其影响

日本内阁中设有"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在其领导下的"酷日本推进会议"是"酷日本"战略的中枢指导机构,负责具体推进"酷日本"战略的实施。该战略主要包括基盘打造战略、产业充实战略和海外开拓战略三个组成部分。夯实基盘是"酷日本"战略的基础,产业充实是"酷日本"战略的核心,海外开拓是"酷日本"战略的关键。发展"酷日本"产业对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国民经济、促进国家权力的整合、维护国家安全、增加国家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新论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有三个方面政治统一、王道仁政、思想文化统一.大一统的基础是实现天下的政治统一,政治统一的内涵是王道仁政,政治统一是大一统的外显层次,王道仁政是大一统的内隐层次.王道仁政的内涵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行文德教化.文德教化的实质是统一思想文化,并以此整合"华"、"夷",实现大一统理想的最高境界.     

孔孟荀德治思想论纲

分别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荀子以礼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德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疏理,揭示了先秦时期中国德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

董仲舒以“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观和“中民之性”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在对儒家孔孟荀的教化理论和汉初陆贾、贾谊等人重教化轻刑罚的教化思想进行吸纳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王道教化思想。董仲舒的王道教化论重视仁德之施行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强调王道必须以教化为大务。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政治已是“首相官邸主导”模式了吗?——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实施行政改革以后,日本政治决策过程中首相官邸的话语权大大增强,开启了首相官邸主导决策的进程。只是2000年以后的日本首相大多在位仅一年左右,难以确立强势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只有小泉纯一郎和第二次上台的安倍晋三实现了长期执政和首相主导的政治运行。对于当今日本的政治决策模式是否已经转变为"首相官邸主导",国内外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论。本文采取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日本中央政府的各省厅向国会提交的立法草案数量、公务员人数的增加情况、审议会设置数量和召开次数这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内阁府和内阁官房在这三个方面都占据优势的结论。因此,日本已经出现"首相官邸主导"政治运行模式。     

对美国“不承认主义”的几点看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三个半月以后的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不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究竟是不承认,还是承认了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学术界对此很有争论,但“不承认主义”是否承认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这一简单事实,却似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不承认主义”没有阻挡住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独占,它的失败是否就能证明这只是它对日本的妥协抑或绥靖;“不承认主义”是美国对中日两国的表态,那么,它对中国的意图又是什么?本文试图结合“不承认主义”和美国制订“不承认主义”的过程,对上述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不承认主义”承认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合理性”“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一个阶段,美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的行动。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美国逐渐对日不满,但它对日本的不满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不承认主义”并没承认日本的行为是对中国的侵略。     

“东方会议”与“大陆政策”

这里的“东方会议”指的是田中内阁时期的“东方会议”,正确地评价田中内阁的“东方会议”,对阐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的起因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几年学术界对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的评价很不一致。     

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述评

对胡"好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公正的剖析,重点分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好政府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基本史实,肯定了这一主张在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论述了他们不愿意发动人民群众、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改良主义本质,指出了"好政府主义"思想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生成及其影响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亚太地区主义史的重要转折点,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行动在构想诞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研究意义。通过探讨构想理念的包容性、日澳外交的妥协以及与东盟各国反复交涉的三个要素,揭示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通过共同行动在亚太地区构建互信的过程。对深入理解当今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困境及区域合作的趋势具有研究价值。     

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

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政策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回归亚州”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日本的亚洲观表现为殖民主义亚洲观、依附主义亚洲观和新亚洲主义三种形态。日本亚洲观的历史嬗变与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与日本向何处去这一日本民族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它具有矛盾的两面性，既促进了日本的社会发展，也给日本及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日本举国提倡“回归亚洲”的今天，日本能否对近代以来的亚洲观进行解剖与反省，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与亚太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呆持“初心”

日本有一项国家级的奖项，叫“终身成就奖”。以前得到这个奖项的大多是社会精英，这—年政府却将其颁给了—个邮递员——清水龟之助。邮递员是一份辛苦的工作，而且收入微薄，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生的职业，但清水龟之助一千就是25年，成为日本屈指可数的老邮递员。有人问清水龟之助，     

对日本小泉内阁经济结构改革的前景预测

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在经历了前三届内阁的失败后,以"改革派"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小泉内阁走马上任。新内阁试图从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进行全方位的结构改革,但在其实施两年之后,似乎有走回头路的迹象。基于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旧制度的强大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等,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前景并不乐观。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中国梦”的传统文化基座

"中国梦"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之梦,其实现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其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基座,"中庸"、"王道"和"世界主义"思想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基因。     

“王道”是“新药”——学习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王道”、“仁政”是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他们最高的政治理想。两千多年来,从孔孟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从蒋介石到林彪,也都把自己装扮成“暴政”的反对派、“王道”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历史上真有超阶级的“王道”“仁政”吗?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篇杂文中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