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需要看理论还是从理论原则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种思想路向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两者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有重大区别。它们的对立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这个领域的一切成功经验,都是贯彻＂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思想路向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就在于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以及一切有用思想资源在实践方案的制定中结合在一起,化作成功的实践方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在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无古人,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十分重要。     

试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别探寻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认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既不是许多比较文学家以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巴斯奈特宣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交而不同＂的关系,它们的不同在于两者有各自关注的对象：文学和翻译;它们的相交点在于二者共同关注文学翻译并且都开始＂文化转向＂。     

“都”的语义功能与“都”字歧义句

本文分析＂都＂字的语义功能，以及它与＂都＂字歧义句的关系。＂都＂在语义上表示总括，它既可以总括由ＮＰ所表示的事物，也可以总括ＶＰ所表示的动作或事件。在＂都＂字句中，ＮＰ、ＶＰ所表示的可以是＂都＂所总括的全部，也可以是一部分。能与＂都＂产生语义联系的成分会多个共存，这样＂都＂字句就会有歧义。消除歧义主要有两种办法：１．上下文提供信息，使某一成分的语义得到强化。２．这些不同的句法成分在数量意义上表现出不同的特性，而＂都＂与这些不同特性在语义联系上有不同的优先性，这样歧义也可消除。     

先秦“蜡祭”考论

蜡祭是古代农业祭祀一种,在每年的岁终举行,祭祀对象是＂八神＂,目的是为了感谢对农业生产有贡献和帮助的神灵,属＂报祭＂。本文通过整理传世文献中的内容来说明蜡祭＂八神＂中的＂昆虫＂是指蚕一类的有益昆虫,并试析蜡祭与腊祭是分属两种不同的祭祀,而蜡祭包括腊祭,两者从秦汉时期开始趋向模糊。     

别样的乡土,相似的焦虑——川端康成与周作人乡土文艺观之比较研究

中日两国的乡土文学属于现代世界乡土文学潮流中的重要支脉,而中国乡土文学理论及实践中明显存在部分日本乡土文艺资源。川端康成与周作人是中日乡土文学中的主要代表,对乡土文艺有着精辟、系统的论述,两者从"时代、种族、环境"角度考察本国的乡土文艺,均使用了"地方"、"个性"、"乡土"等词汇,这些关键词在各自的理论、观念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二者都是针对本国文艺的个性即将丧失的现状而提倡乡土文艺的,为本国文艺的前途寻找道路是他们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下所产生的相似的焦虑及行动。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二元结构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存在着＂讲台马克思主义＂和＂论坛马克思主义＂二元结构的局面。二者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内容形式上,＂讲台的马克思主义＂——＂陈旧老化＂,＂论坛的马克思主义＂——＂缤纷绚丽＂;在理路旨趣上,＂讲台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故我＂,＂论坛的马克思主义＂——＂日新月异＂。但在终极的关怀上,两者都不约而同指向全人类的解放之精神追求。二元结构式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造就了两种不同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模式。认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状态有助于为解析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和寻求解决之道提供另一种视角的观察。     

说文解字

＂章＂、＂竟＂原是一家亲 ＂章＂、＂竟＂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音乐的＂音＂字,说明这两个字都与音乐有关,所以我们在口头介绍＂章＂的结构时,为了怕它与也是姓氏的同音字＂张＂字混淆,常常说＂立＂＂早＂章是不对的,应该说＂音＂＂十＂章才对。     

美与善的统一与不统一

回到中国古代美学立场较易说清问题。我们民族从生命的角度把握美，认定美感是生命力的对接。最初＂美与善同意＂。后来两者都发展出新意义。在某些层次上可以不统一，但在深层意义上依旧统一。统一的根据是：形式只有能和人的生命活动相应时才是美的，而美的形式可以调校和提升生命，故也是善的。中国古代生命哲学更重族类生命，由此谈善，然而思想家各善其所善，且生命不断展开，因而会出现美与善不统一的情况。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现世幸福的追逐者──中日两国老百姓传统幸福观共通性研究

中国的民族宗教是道教,日本的民族宗教是神道教,同时两国又是多教共存、多元崇拜。在道教、神道教和多教共存的深刻影响下,执着追求现世幸福成为中日两国百姓幸福观的共同特征。这种追求现世幸福的内蕴的外化形式,就是中国人梦想＂福禄寿＂三星高照,而日本人执着信仰＂七福神＂,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想得到现世的利益和幸福。     

提升大学品位,引领文化发展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出现得很早,它是由＂人文化成＂一词简化而来。文化,是一个可以作不同解释的概念,不同的学者都可以给出自己不同的定义,有学者在20世纪中叶做过统计,当时关于文化的定义就已达百余种。《辞海》中的＂文化＂是：＂广义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     

立三错误与苏联经验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在当时条件下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必然结果。该冒险主义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等方面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不顾本国国情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这一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极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华侨中的斗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过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上层和下层出身不同,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有多有少,因而在政治经济要求上,以及为了达到各自目的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上,都存在着分歧、矛盾和斗争。一个主张在不根本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良,一个主张采取革命手段,根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这些分歧、矛盾和斗争,通过各自的政治代表,就表现为历史上有名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它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愈趋明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关于大众媒介与"文学终结"问题的思考

对大众媒介与＂文学终结＂问题作了具体分析,论述了＂文学终结＂的西方＂哲学终结＂背景,还论述了在与西方哲学和文论异趣的中国哲学和文论中,少有＂哲学终结＂与＂文学终结＂之类的命题。认为中国哲学与文论讲＂生＂,并从纵的角度讲通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从横的角度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可以指导文学应对各种挑战与危机。     

玄奘东归与达摩西归的文学书写及其宗教意蕴——以“摩顶松”“只履西归”为例

在中国佛教史上,玄奘是从本土西去求法高僧的典型,达摩则是从印度东来传法的代表。有趣的是,佛教文学对二者圣僧形象的塑造,都着力于表现其"行脚僧"的本色,并且都有"还乡"主题及相关故事的文学书写。其中,预示玄奘东归的故事是"摩顶松",而表现达摩西回的是"只履西归"。两者都注重回归过程的神奇叙事,但其宗教意蕴却有"空""有"之别。     

台湾公司法与内地公司法之比较研究

中国内地公司法和台湾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 ,两者无论是在结构上 ,还是在具体内容上 ,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但由于各自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企业发展现状的不同 ,两地的公司立法在公司的种类、设立、资本、机关以及关系企业的规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显与隐：老子之“道”的“有”与“无”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老子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从＂道＂出发,围绕＂道＂而展开。但对＂道＂究竟是什么,由于老子自身表述的多义与含混,不同时代的不同诠释者作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在老子恍兮惚兮、扑朔迷离的论说中,对＂道＂还是给出了相对明晰的说法：＂道＂是形下世界的本原,它以＂有＂和＂无＂来显露与隐藏自己。＂有＂和＂无＂是老子哲学中重要的哲学范畴,是＂道＂的属性与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