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消极:农村光棍群体的贫困类型及生成机制分析——以湖北Z县G村为例

农村光棍成为当前精准扶贫的重要对象.光棍群体的贫困主要有经济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三种类型.经济性贫困是光棍贫困的最明显特征,光棍群体的劳动力残缺或劳动动力不足导致其收入较少、财富积累少.社会性贫困指光棍群体在村庄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低,处于村庄社会阶层中的边缘位置和最底层.光棍的文化性贫困主要是指他们在生活意义和价值层面上的缺失,进而形塑出光棍群体在家庭和村庄社会内消极性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表现.针对光棍群体的精准扶贫,不仅仅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加大对光棍的培训引导,在社会层面形成对光棍群体的支持和帮助.     

公共教育资源、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教育贫困FGTe指数,使用1995-2016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教育贫困进行量化研究,就低生育率背景下公共教育资源投入与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的教育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变动的敏感性在不断增强;教育贫困发生率在地区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西南、西北各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第二,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中,教育财政支出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但其长期的综合效应在下降,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和地区差异。尤其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市、自治区)中的一些地区并未表现出积极的效果。这说明在这些地区教育财政支出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增长率都存在严重不足和滞后性,这是导致该区域教育贫困发生率长期偏高的重要原因。公共教育资源减贫效果的省际和地区差异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第三,从家庭教育资源对教育贫困缓解效应的时间趋势看,低生育率背景下,伴随着生育率转变,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对教育贫困的缓解效应日益突出,而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对教育贫困缓解的长期实际效果在减弱。因此,应对教育贫困不仅要关注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的地区差异性和投入的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     

山区贫困问题研究

一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1％,人口占55．7％。山区开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山区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揭示山区特殊地理环境、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当前和今后中国农村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中国农村贫困主要是由于生存环境不利导致的区域性贫困．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推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整个社会逐渐恢复了活力,农村经济迅速增长,大多数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因此,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这种观点在中国政府80…     

遗属养老保险制度的机制设计研究

女性老龄人口特别是丧偶者面临更高的老龄贫困风险,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向更具脆弱性的丧偶独居女性老龄人口提供老龄收入保障,帮助其实现反贫困的目标是各国公共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项长期重要的挑战。遗属养老金的受益作为派生养老金权益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阻止贫困和平滑消费,是帮助丧偶独居女性老龄人口反贫困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普遍将其纳入强制性社会保障体系。但遗属养老保险制度可能带来对女性就业参与的不当激励,不公平的社会再分配效应及养老金财务支出负担增加等不利经济影响。对世界上3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遗属养老保险制度机制设计的比较研究表明有必要通过良好的遗属养老保险制度机制设计来实现其阻止贫困的重要作用,尽可能降低其可能的负面经济影响。本文建议主要包括:合理确定遗属养老金的受益水平以切实满足遗属的生活支出需要;严格限定被保险人需满足的养老金缴费条件;严格限定受益遗属需满足的受益条件;加强遗属养老保险与老龄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衔接等。当前我国遗属养老保险制度是明显缺失的,未来我国在建立遗属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优化机制设计,在充分发挥遗属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丧偶女性老龄人口反贫困作用的同时将其潜在的负面经济影响降至最低。     

社会转型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测度

消除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性难题。贫困人口不仅在农村地区存在,在城镇中也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容和贫困人口的特征及成因都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为背景,从我国消除贫困的重点一直放在农村地区,而对城镇贫困人口研究重视较少,但其数量却日益增长的事实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一些基本特征,具体探讨了导致城镇贫困人口日渐增多的主要原因,并对城镇贫困人口的划分判断提出了具体的测度方法。     

社会转型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测度

消除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性难题。贫困人口不仅在农村地区存在,在城镇中也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容和贫困人口的特征及成因都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为背景,从我国消除贫困的重点一直放在农村地区,而对城镇贫困人口研究重视较少,但其数量却日益增长的事实出发,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一些基本特征,具体探讨了导致城镇贫困人口日渐增多的主要原因,并对城镇贫困人口的划分判断提出了具体的测度方法。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我国目前城市贫困问题具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困难性、交融性、多元性和分散性等特性。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贫困加剧的原因主要是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对解决现阶段的城市贫困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梯度转移理论与实践——以开县为例

为引导人口合理有序转移,解决农村人口农转非的制度性障碍,缓解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贫困,开县开展了人口梯度转移实践。人口梯度转移通过搭建城乡联动机制,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农转非,同时鼓励条件差的山区人口向条件较好的坝区迁移。文章对开县人口转移的条件,转移人口的权益、转移人口资产处理方式及其权益的补偿等做了进一步的解读。     

藏区牧民生计分化与能力贫困的治理——以川西措玛村为例

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藏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成为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四川西部一个藏族村落贫困问题的案例分析发现,草原牧业粗放型发展导致藏区过度放牧与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促成牧民生计方式向游牧养畜和采集中药材两个方向的分化.藏区牧民能力贫困的治理应以生计分化为基础,一方面对游牧养畜牧民进行现代畜牧养殖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与指导,对无牲畜牧民进行转产转业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强饮水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公共产品投入,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条件.     

新疆城镇贫困及反贫困研究

新疆目前的贫困是农村地区的贫困。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深入,新疆城镇出现了大量的贫困群体,他们对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其消极影响不能忽视。造成新疆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为解决城镇贫困问题,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扩大就业,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上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尽量保证城镇贫困群体的根本利益。     

中国新贫困人口及其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思考

本文从贫困概念及演化提出新贫困人口的定义和类型,认为新贫困人口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解决新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由此从社会保障的内涵、功能和价值基础等角度阐释社会保障体系在解决我国新贫困人口问题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思路。     

上海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分析及对策

城市贫困有别于农村的绝对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在上海目前的主体主要是亏损、破产和效益较差企业职工,其次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应该针对低收入群体制定有效的反贫困措施。     

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

本文利用在黑龙江、甘肃、四川和湖北4省农村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按照不同的方法对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状况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但无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老年贫困家庭的比例都大大高于全部被调查家庭的平均贫困比例。文章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是老年人口致贫的原因之一。因此,为占总人口75%的农村人口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既重要,又急迫。     

The Effect of State Transfers on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s shifted from employment-based measures to means-tested ones. This restructuring, along with an overall decrease in social support and economic productivity and an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meant that these payments were often inadequate to address the large rise in poverty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Little research, however, considers whether individual-level payments we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poverty.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fficacy of these individual-level payments in Bulgaria, Hungary, and Romania, using two-wave panel data. It shows that state transfers to individuals reduced their poverty in all these countries. Thus, while the level of payments may have been inadequate to elimin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market transition, the payments themselves were beneficial to individuals and reduced their poverty.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accounts of poverty in the U.S. Some of the correlates of poverty among individuals are job loss, low skills, female family hea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blacks and hispanics, family size, and age at marriage. The structural factors producing a high rate of poverty are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lass system,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the structure of the electoral process,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institutionalized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Thus, the variables accounting for each phenomenon are different. A theoretical rational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rates of events is presented,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approach used here and research in other disciplines are noted.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农村反贫困：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护的协同推进

我国农村的扶贫实践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然而新时期中国的减贫战略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两个困境：贫困内涵的转变,农村反贫困实践难度越来越大,贫困率的下降日渐趋缓。为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必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社会保护政策减贫效应,将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社会保护政策有效衔接起来,联合建构协同推进,构建集“开发性、预防性、发展性”于一体的新型减贫战略体系,针对不同贫困群体充分发挥各自减贫优势,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同时,自身发展能力也有所提高。     

珠三角地区娱乐行业女性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实践

学界和大众文化普遍把贫困归结为女性流动和进人性产业的主要原因．但笔者的田野研究发现,“贫困”描述的背后有丰富的内涵,反映出这群女性对融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分享国家快速发展的成果的渴求。但在现今法制环境、社会道德和流动人员管理制度的约束下,要真正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并非易事,因此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微小抗争”（minor genres of resistance）就成为了她们表达自我、性别身份和欲望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