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 2013和CGSS 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较为显著。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的描述统计,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在当前最需要加强的公共服务中排在第二位,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研究结果。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两次调查的对比,提出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等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金融投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

随着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金融投资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日趋显著,这种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来刻画。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规模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绝对收益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家庭金融投资相对收益则对居民未来信心程度存在负向影响。这些情形可能源自于金融投资市场在市场机制、公平程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幸福感损失。     

乡村社区环境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究环境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对学界研究社区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关系提供研究依据。采用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及量表统计的方法,对福州市晋安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福鼎市及永泰县的乡村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2个维度的感知情况入手,对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感知中的“生物多样性及景观”“水质”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环境感知中的“村庄风貌”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人工环境感知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感知和人工环境感知都会影响乡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且自然环境感知对乡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态保护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依旧应当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种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文献综述研究,综合考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主要是收入因素、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建立了多种模型,通过对全部数据、训练集、测试集等模型比较验证,并利用评价指标综合考虑,得出随机森林在分类模型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预测较为合理且准确.根据模型结果,文章从收入因素、收入差距、社会环境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1978-2011年政府民生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但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接下来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民生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解释,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国农村居民表现出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东部。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视角下医疗保险的隐性福利估值及机制研究——基于CGSS主观幸福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综合调查(CGSS)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三期截面数据,运用OLS及PSM方法研究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首次运用LSA估值法测算了隐性福利的货币价值。研究发现,医疗保险显著地促进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总体上隐性福利价值约为年收入的24.58%,农村隐性福利提高的幅度高于城镇;但进一步按收入从低到高分组,则发现农村低收入人群的隐性福利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低收入人群就医时仍具有较高家庭负担。据此提出,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或者降低其就医时的门槛,灵活设置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降低其就医负担,才能达到精准健康扶贫和提高其隐性福利的目标。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量表法以314名老年人为被试研究了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评估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的不同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不同的社会支持指标的预测力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