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中国西部反贫困动态——基于效用理论的VEC模型实证分析

以福利经济学的反贫困思想为基础,通过建立社会效用分解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动态和绩效。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反贫困总体成效显著,而经济增长是其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当前西部经济已显现出"亲贫式"的增长态势;收入分配不公仍然是阻碍西部减贫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其对减贫的影响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逐渐减弱;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财税政策对新疆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了1998-2011年间新疆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结果发现,从总体上分析,大多数年份财政支出对新疆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税收政策挤入效应较弱.从结构上分析,在大部分年份中,农业类支出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挤入效应,科教类支出和医疗卫生类支出对新疆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挤入效应,社会保障类支出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挤入效应;直接税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间接税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微弱的挤入效应.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河南省中学教师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中学教师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使用综合幸福感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河南省659名中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河南省中学教师正性情感较多,负性情感较少,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平均水平较高;主观幸福感各指数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高、低社会支持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各指数上均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主观支持对幸福感各个维度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结论中学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不同属性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各指数的预测作用不同.     

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21年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距估计法（SYS-GMM）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效应。文章的主要结论为：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135,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消费效应最为明显,中部、东部地区次之。此外,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而城镇化并未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现有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普惠金融的监督管理。     

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健康既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文章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健康对其收入和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越差、其收入会显著降低;健康的收入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并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后,农户健康与收入的这种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农户健康状况与收入均能显著影响主观福利,健康状况越差、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差;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路径机制的确存在。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1978-2011年政府民生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但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接下来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民生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解释,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国农村居民表现出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东部。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探讨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编的总体幸福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Folkman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300名大学生进行测评.结果女生的消极应对明显高于男生,女生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也显著高于男生;生活满意度还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同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则存在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量分别为18.8%和7.3%.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休闲活动、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社会参与。休闲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考察了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健康自评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并检验了健康自评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休闲活动参与度和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 均与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与其消极情绪负相关; 参加休闲活动对其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消极情绪的缓解效应; 休闲活动在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老年人健康自评在休闲活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财政支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效应分析

一直以来,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的热议话题.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居民基数庞大,财政支农能否有效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逐项探究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住房、医疗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食品、文教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对设备、衣着、交通和总消费的影响不够显著.     

导游自我认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其幸福感知关乎导游队伍的稳定性、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文章基于导游主观幸福感调控命题展开,引入"导游自我认知"和"领悟社会支持"内外部因素变量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调控策略。实证环节通过路径分析及假设检验探析自我认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认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自我认知对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自我认知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效应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最终,据此提出导游岗前执业风险预判,构筑导游良性人际支持与和谐主客关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