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论“浙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代意义

“浙学”是千百年来的浙江人的文化创造和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包含了浙江大地上曾经有的文化思想成果。这一“浙学”概念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大浙学的观念。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浙学”的观念变化过程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浙学”在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学,明代扩大为心学,清初进一步扩大为理学;经过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论述,“浙学”由原来只重浙东学术而变成包括浙东浙西、越来越宽的概念。这些为我们今天确立大的浙学概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方如金等著。３０万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责任编辑：张秀平。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多年内，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囿于截然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对于浙东学派的...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针对时风学弊，章学诚建构了以“世”、“道”、“史”为基本架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提出“本己性情为学”、“学欲其博，守欲其约”、“临文主敬”、“知人论世”的学术方法，并强调以“史德”为重心的学术修养。这体现了章学诚作为浙东学派之殿军所具有的才识卓见，对现代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对鲁迅与章学诚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一 最早提出鲁迅与浙东学术之关系的是周作人。①以后,蔡元培和许寿裳都曾将鲁迅与李越缦并提而有近似的说法。②后来,周作人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按：浙东学派）的代表。”③但是,鲁迅一生著述,从未谈及自己与浙东学派的联系。杨义认为：对浙东…     

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他们既对黄宗羲确立的浙东学派传统有所继承,又对浙东学派固有的研究范围、成就有所拓展与光大,更对浙东学派在区域外的播迁与发展有所建树.他们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风,对晚清和民国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江南礼学有一支发脉于黄以周的重要研究力量,遂使浙东学派学统不坠,延续至今,仍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     

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

浙东学术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是植根于浙东地域文化基础之上的。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励志图强的人文精神是浙东学术文化经世务实精神的根基;从与湖湘文化的比较中可见浙东学术文化更具有注重经济民生的精神;从与岭南文化的比较中也能见浙东学术文化在追求思想“自得”中的特点和局限。明清以来浙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浙东学术的“经世务实”精神渗透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诉求。     

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

在这组概念中,"浙学"最早出现,但最迟为当代人所认知。"浙学"概念的嬗变,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宋代浙学,二是明代浙学。今日的"浙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清以后,才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最早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术语是"浙东学派"。接着是"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均是18世纪的章学诚首先使用的。"学派"就是"学脉",强调的是学术发展的一脉相传性,而不是现代门户意义上的派别。必须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二分角度,讨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诸问题。它应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建构是记忆的重新组合,组合的标准与方式,是由建构者当下的语境与目的所决定的。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

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之说的深刻影响下,鲁迅等章门弟子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更是积极倡导个人自由,充分张扬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宗旨。今天看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呼吁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章门弟子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也不断趋于深化。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清流"张之洞

知人论世,要评价后来的张之洞,应该先了解"清流"张之洞."清流"时期张之洞的交友方式和政治行为,已经表露出他的志向,在于官场速化,而不是其他.他不具备一个划时代人物所应有的人品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样的人品和政治抱负,决定了他是旧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新时代的开辟者.     

从张载到王廷相:中国古代气学的超越与回复

张载气学弥补了中国古典气学形而上学不发达的缺陷,"太虚即气"、"气兼有无"等哲学命题的问世,标志中国古典气学已趋近内涵的思辨性和逻辑的周密性。明代王廷相在"理学"与"心学"双峰并峙之时,大力弘扬张载思想。在思想史的逻辑进程中,王廷相气学的意义不可忽略。但是,古代气学从张载演变到王廷相,并非单一表现为深化、进步与超越,而是呈现出前进与倒退并重、发展与停滞纠缠的特点。     

清末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生平创作考

张毅汉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小说家,然而目前对于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阶段。通过探考张毅汉生平与创作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张毅汉与张其讱为同一个人;包天笑是小说家张毅汉的提携者和合作者,对张毅汉的小说生涯发生过重要影响。但除包天笑外,张毅汉与鸳鸯蝴蝶派几乎没有任何关系。20年代以后,张毅汉开始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广肇公学和粤东中学担任教师。1950年可能因哮喘病发作在香港去世。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