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嵎夷考略

<正> 一嵎夷,最早见于《尚书》。其《禹贡》篇云:“嵎夷既略?碧瓶子贝镎?“嵎夷,地名,即《尧典》‘宅嵎夷’是也?彼尾躺颉队砉薄纷⒃?“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经略,为之封畛,即《尧典》之嵎夷?卑创怂?嵎夷似非地名而为部族名称蛭腥耸芊馕浴?受封者谁?《尚书·尧典》:帝尧“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羲仲是受封者,旸谷是地名,嵎夷是部族名,居住在旸谷地方。羲仲被封到旸谷之后,没有辜负尧的期望,“经略”十分有方。《尧典》说他能做到“寅宾出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

《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墨子故里滕州说质疑

近读张知寒先生《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一文后,觉着张先生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新论,立论勉强,证据不足,多为牵强附会之说,故愿与张先生略作商榷。 张先生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作了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目夷”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因而墨子是滕州人。 张先生认为,宋襄公兄之长子(即司马子鱼)因封在目夷这个地方,就以地为姓,改为目夷氏。后目夷演变为墨胎,墨胎省为墨氏。这个目夷就在春秋时的小邾国,小邾国就在滕州境。因为墨子与目夷子同姓,所以墨子就是宋公子目夷之后。那么目夷这个地方在滕州何处?张先生说滕州有个“木石”镇,这个“木石”就是“目夷”二字之讹,故墨子就是滕     

目夷考

青铜器中带有“孤竹”铭文的 ,今知共有 6器 7铭。关于“孤竹”的考认 ,李学勤先生已撰二文。若关于“孤竹”的考认不误 ,则据《史记》记载 ,“孤竹”二字旁之合文徽号应即“目夷”。总括“夷”字的字义有“人”、“仁人”、“东方之人”、“持弓之人”、“平”5种。大概“夷”字为东方夷人所自造 ,所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夷”字与“人”即“仁字可通用 ,而与“尸”字完全不同 ,学界向以“尸”通“夷” ,是由于二字易于相混之故。史书中目夷族又记作墨氏、墨台氏、默怡氏 ,当以“目夷”为本字。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釐(莱)仆”与“人鬲”

<正> 《叔夷钟》记叔夷伐釐(莱)有功,齐灵公明令予以赏赐,道:“锡女马车(铸作“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女以戒戎作”。郭沫若先生释曰:“以莱之遗民三百五十家为其臣仆也,古者国灭,则人民沦为奴隶。本器足证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犹俨然存在也”,是郭老读“仆”为奴仆之“仆”。按《叔夷钟》以“莱仆”与“马车戎兵”并赐,下文又明言二者并赐的用途是供叔夷充实军备,“以戒戎作”,可知“莱仆”就是驾驭“马车”的甲士,“仆”当读为仆驭之“仆”。《静簋》:“王令静(?)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夷仆学射……”,“莱仆”即“夷仆”之属。“仆”既学射于王之学宫,又为贵族驾驭战车,则其职为车兵,其身分属贵族,并非服家内杂役的奴仆。郭老忽略了“仆”有臣仆与仆驭二义,指车兵为奴隶,显然是一个失误。古时奴隶本无充军资格,更不必说充当军队中的主力——车上甲士了,赐之与“以     

屈赋中的“羿”、“夷羿”辨

《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鸟夷、东鳀补证

《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孔明故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诗中,热烈颂扬“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故事尽管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广及兄弟民族地区,以及远播海外,还在于后来,特别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以后。历史人物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出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用“和抚”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他平定南中,目的在于征服,但是采取使之“心服”的办法,并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少数民族地区。结果,“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他还“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华阳国志》)。因此,诸葛亮去世后,兄弟民族群众“戎夷野祀”,对他表示深切怀念。     

关于名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

<正> “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这两个术语起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在这一著作中陈氏首创“致动用”和“意动用”之说,并且对它们做了比较明确的阐述。此书在讲“本用活用问题”时说:“人于物得变易之、或造成之,于是乎别生一种之他动,如‘天下遂从而君之’之‘君’字,是为致动用。”又说句类活用表示“认之为”之意者谓之意动用,如韩愈文中“诸侯用夷礼则夷之”中第二“夷”字、“彼白而我白之”中第二“白”字皆为意动用。嗣后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改称为“使动式”和“意动式”,再往后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中又改称为“致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到     

《论语》“子欲居九夷”确解

<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竹枝词的源流

竹枝词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诗体,对于唐代七言诗和宋代词的形成均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唐诗人刘禹锡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使竹枝词从民间登上了文人学士的诗坛,给诗词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风。《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谿洞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词。”《新唐书·刘禹锡传》也说:“禹锡贬朗州,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作竹枝词十一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究竟是“武陵谿洞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词”,还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学习了“武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