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城市"和"乡村":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

“城市”和“乡村”这两大意象,构成了于坚诗歌的两大话语体系,亦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空间背景和心理背景,这其中极其重要地包含着一种生态寓意。“城市”和“乡村”不仅从外显的空间关系更从内隐的诗性角度和精神层面构成了两种生态的存在样式,二者的映衬以及诗人心灵的游走实现并升华了诗人的理性期待和审美期待。放在纵向的诗歌生态链中考察,于坚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和诗歌形式具有一种诗歌生态学的意义。     

清初盐民诗人吴嘉纪及其盐民诗歌的成就

东台籍遗民诗人吴嘉纪是清初一位颇有艺术成就和地域特色的诗人,他生活在海边盐场,抱穷守志至死。在其作品中,有不少反映盐场灶民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悲惨生活的诗歌,诗人秉承了新乐府主义诗歌风格,以严峻、沉郁的艺术特色创造了“盐场新乐府”。     

能将文化开南国 剩有诗情托国风——论新加坡华侨诗人邱菽园诗歌中的“古典中国”

分析新加坡华侨诗人邱菽园的古典华文诗歌中亦儒亦道亦侠的“古典中国”形象及其成因 ,以论证第一代侨居东南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古典华文文学创作对于东南亚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建构有着开启性的意义。     

古代诗歌比兴传统的建立及对诗歌的影响

赋比兴是前人从《诗经》中概括出来的三种表现方法,后世所谓“比兴”在《诗经》中即指比兴合用和通篇用比,使诗歌具有了含蓄凝练的韵味,具备象征的意义。《楚辞》“比兴”发展为以“香草美人”寄托诗人的审美理想,使诗意含蓄曲折,思想隐晦。从此,“比兴”的传统一经确立,对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一大特色。我们在欣赏古代诗歌时,遵循审美的特殊规律,以诗歌的意象为线索去领略含蓄隽永的韵味,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使欣赏更接近诗歌的本来面目。     

飘零的身世,奇崛的才情——吴芳吉先生的价值

吴芳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诗人,一般被认为界乎新旧诗人之间。探究其价值,应在形式之外,他是一位以生命热血书写诗歌的现代人,是一位“愤怒”诗人,其才情来自飘零的身世,论者认为这种“飘零感”正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家比较共通的价值所在。     

雪域司芬克斯：半人半牛──列美平措的诗歌发现与创造

高原之舟耗牛，以负重、沉默、忧郁、孤独、凝视为特征，“半人半牛”是藏族青年诗人到美平措的自画象，并通过它而概括了雪域高原和整个藏民族的性格和灵魂──其诗歌发现和创造正在于此，即把最典型的“雪域塑雕”推到了我们面前。     

现代主义诗歌技法的萌芽——庞德《华夏集》对美国诗歌的创新

本着“日日新”的创新诗学,庞德在《华夏集》的翻译中创造性地使用了特殊留空与特殊空行等诗歌印刷版式,同时首次使用了“首语重复结构”等现代主义诗歌技法,极大丰富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技法,实现了对美国诗歌写作技法的创新,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诗运动,对后世的诗人与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柳枝身份考论

李商隐的诗歌《柳枝五首》记录了诗人和柳枝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刻画了一位具有非凡的音乐和诗歌艺术修养能力的妙龄少女形象。鉴于古人喜用“柳枝”代指歌妓的惯例,通过考证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唐代文人风流之风极为盛行,李商隐与歌妓亦是交往甚密,在其诗歌中尤喜用“柳”代指歌妓。根据各种文献考证结果,可知《柳枝五首》中的柳枝实为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妓伶。     

多元共生态势下的广西青年诗群——广西第二届青年诗会综述

2006年8月28日,由广西作家协会、《南方文坛》杂志社和北流市“漆诗歌沙龙”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广西青年诗会在南宁市精通商务大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青年诗人、诗歌研究工作者、全区部分高校教师相聚南宁,共同探讨和展望面向未来的广西诗歌。这是继2002年4月首届广西青年诗会在北流市顺利召开之后,以广西青年诗人为主的第二次大规模聚会。综观当下广西诗歌现状与发展态势,广西诗歌、特别是以青年诗人为主的写作显示了广西诗歌的发展后劲,在以往以“漆诗歌”、“扬子鳄”、“自行车”为主的广西诗歌格局的基础上,广西当下的诗人与…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诗歌理论中的民生关怀及其缺陷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诗人，其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亦有前人曾以“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来评价其创作当中重写实、尚通俗的创作倾向。如果说阅读白居易的诗歌，我们可以从诗人平凡的言语中体味诗人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度关切，那么品味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则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份关切背后所蕴涵的内容正是诗人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也谈当代诗歌的"小众化"

诗人余光中提出“新诗”不求“大众化”,但求“小众化”;然而,由于诗歌和诗人自身的问题,当代诗歌呈现出了“小众化”而不得的尴尬状况。造成该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诗人们三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为了实现诗歌的“小众化”,诗人们应加强对诗歌理论的反省力度、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力度、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力度以及诗人间彼此融合的力度。     

杨时诗歌审美意蕴论析

杨时诗歌体裁多样,题材丰富,既有理学家的哲人之思,亦有文学诗人的一般情怀,这二者或表现为“诗冶与“思冶的较为完满的圆融性,亦表现为“道德相冶与“物象相冶的并峙两分,作为理学家诗人情怀发抒的作品则展示了理学诗人杨时多层次的心灵现实。杨时诗风主以中正平和、雅澹从容,亦不乏昂扬豪迈、雄肆苍健之风。     

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颇为特殊,千余年来对他的诗歌或誉或訾.誉之者认为“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胃。”、“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言,屈宋之遗响,盖得之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訾之者却认为“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诗人论少陵忠君爱国,一饭不忘;而目义山为浪子,以其绮靡华艳,极《玉台》《金楼》之体而已.”直到今天亦复如是:有人恭维他给唐诗在艺术上开辟了新境界;也有人批评他的一     

古典诗论中的杜诗句法研究

“句”“法”两字在诗歌中连用，就笔者所见，约始于杜诗。至迟在北宋，“句法”已是古典诗论中的常用术语。自宋至清末，历代诗话和杜注中，对诗歌句法尤其是杜诗句法的论述屡见不鲜，涉及句式节奏、特殊句法和诗人句法之承传比较等。但古代所谓“句法”，内涵外延都极为宽泛，古人对句法现象长子排比罗列而疏于解释说明，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发掘古代诗论中丰富的句法研究遗产，参之以现代句法理论，应当是构建中国古典诗歌句法理论的基本途径。     

江户中后期诗坛性灵论主导下的白居易诗歌接受

日本江户诗坛受中国明代诗学影响深远,诗坛风尚之演变亦大体相同。为抗衡荻生徂徕古文辞派,江户中后期诗风转向清新性灵,力推中晚唐诗与宋诗,白居易作为理想型诗人之一备受青睐。释六如接受白诗于温和平易诗风中而自能用熟字以出新的特色,市河宽斋倡导白居易写自我真性情的诗歌风格,尾藤二洲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则体现在“以淡为奇”论,整个江户诗坛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     

透视俄罗斯诗人的"美学宣言"

俄罗斯诗人笔下常常出现特殊的“美学宣言”式的作品,作为诗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某些“奥秘”的领悟和发现,它们往往比那些抽象化的论述性文字更加生动和更加深刻地表达诗人的艺术观念。通过对这些诗意化“美学宣言”的分析,并结合诗歌创作的特殊性,诗人们的这类“美学宣言”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重要意义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殷“兴象”说

殷的“兴象”说在诗论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当代学人对“兴象”的理解却很不一致。“兴象”说乃是在传统诗歌理论基础上对诗歌审美意象的进一步总结，它以创作主体物我浑融，亦即“神会于物”的审美体验为根本前提，又随诗人之神、气、情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它与“意境”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的诗学理论,它要求诗歌创作抒发诗人的性情,并通过“比兴”表现手法来寄托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杜甫更强调诗人的内在复杂情感与外在景物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杜甫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兴寄”说．即在注重诗歌社会价值的同时,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从而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诗风。《秋兴八首》正是杜甫“沉郁顿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