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日本对华有功”论——以日俄战争为视角

日本学者在个人著述或历史教科书中论述日俄战争的作用时,往往把本质上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中国东北权益的帝国主义战争谬说为日本为中国争取权益的战争,说成是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成功地阻止了东北的俄罗斯化,保住了东北,并且提高了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信心的结论,美化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关捷先生近著《日俄战争灾难纪实》一书1,系统地叙述了日俄战争给东北地区和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用历史事实证明,日俄战争不过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不存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问题。     

驳“外因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据”

《文汇报》文苔专刊摘发的《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5期刊登的《论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文说:“外因不仅是事物发展的条件,也是发展的根据,常常直接起第一位的作用。”并列举了机械运动、物理运动、生物的进化过程、社会的变化及人的认识运动等例子来论证。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在物理运动中,水由液态变为气态,外界加热并不是水气化的内在根据,内在的根据是由于水分子本身运动——分子之间的间隔加大的结果.同样的外因条件,把石头加热到100℃并不能气化,原因只能由石头内部分子运动的内因作根据来说明。     

摩尔根以来的原始社会研究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1877年出版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通俗的社会进化概念,这种概念认     

屈原和《离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屈原否定论”

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自廖季平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①以后,胡适紧步其后尘,又提出了“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②的问题.接着是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推波助澜,③对问题越说越离奇。近来日人三泽玲尔也认为屈原是“想象中的作家”.④据说日本还有别的学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否定屈原.     

论尧舜禹时代是由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中间环节

金景芳在撰写《中国奴隶社会史》时,由于误信《史记·三代世表》,把尧、舜、禹和契、弃都说成是黄帝的子孙,因而断定当时为部落联盟。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始了解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尧、舜、禹固然是黄帝的子孙,至于契和弃是否是黄帝之子孙,尚有疑问,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黑龙江原始社会的人类活动

黑龙江上古时代,原始居民已经开始生产和生活了.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人类化石及其活动遗址,约有400处,分布于我国26个省区内.属于猿人阶段的有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县一带,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两颗人类牙齿化石,距今约250万年到200万年.北京人距今40万年至50万年,生活在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地区.发掘的人类化石,大多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并存.除了上述遗址外,在北方较为重要的还有辽宁省营口牛金山、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等地.我国境内发现的属于20万年至12万年前的古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有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准格尔旗,辽宁省喀剌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京市周口店等.在文化分期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发掘的人类化石属于新人(或称智人)阶段的,在北方有北京山顶洞人、内蒙古河套人、内蒙古扎赉诺尔人、吉林安图人、黑龙江五常学田人、黑龙江哈尔滨人等等.新人     

肇源县出土的原始社会晚期陶器

一九七四年夏,我们发掘了肇源县白金宝遗址。遗址位于嫩江下游左岸的台地上,近临大庙泡子。遗址出土的文物丰富,有铜器、石器、陶器、蚌器和骨角器等。发现的遗迹则有半地穴式房址、窑址、窖穴以及很多鱼骨、蚌壳、动物骨骼等。这是黑龙江省原始社会晚期遗址中比较重要的一处,也是松嫩平原较为典型的遗址之一。当时,日常生活中已普遍使用陶器,如三足炊器鬲、鼎,饮食器有罐、钵、壶、盆、碗、杯等。这几件陶器是遗址中较为典型的饮食器,均系泥质     

马克思原始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至于到1877年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表以前,马克思尚不知道有一个原始社会;马克思是先创立唯物史观后建立原始社会理论的。我认为,马克思的原始社会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亦建立了原始社会理论。当然,由于受到历史和科学的局限,最初还包含很多不成熟的因素,只是随着“史前时期”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之后,才使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因此,对马克思的原始社会理论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     

试谈钺的用途--驳"生产工具"论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钺文化广泛地存在着。对于钺的用途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目前发现的大量考古材料的研究分析 ,钺可分为石钺、玉钺和青铜钺三种类型。它们的用途各有不同 :石钺没有作为生产工具的痕迹 ;玉钺具有礼法、陪葬的作用 ;青铜钺作为兵器、刑具 ,具有军事权力的象征意义。那种认为钺是生产工具的观点是无根据的。     

驳因性施教——兼论性别敏感教育

因性施教以脆弱的性别本质主义为理论基础,在论证中显露出中心漂移、自相矛盾、颠倒因果等混乱逻辑,并导致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后果,不具备内容上的合理性.因性施教在对象上的群体性、内涵上的封闭性、功能上的权力性,与因材施教的个体性、开放性和能力性根本对立,不能借因材施教而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性别敏感教育正视既存性别事实,促进性别文化对话,又鼓励性别气质交融,努力超越性别设定,代表着教育性别平等的发展方向,是教育解决性别问题的根本出路.     

“两种生产”是怎样制约原始社会的?──与徐亮同志商榷

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概括的两种生产的原理,国内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当前国内学术界也正展开讨论和研究。搞清这一原理,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亮同志在《正确坚持“两种生产”的原理》一文中(见《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肯定它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同意和支持这,观点。但是,文中又认为,“起初家庭关系决定社会制度,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家庭关系就越来越受物质资料生产的支配,它对社会制度不但不起决定作用。一相反地,它本身也要由社会制度来决定了。”对此,我们有不同…     

破除迷信 相信科学──驳李洪志“天人感应”、“天地震怒”的歪理邪说

当前,党中央做出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重大决策,坚决依法取缔“法轮功”组织,彻底批判“法轮大法”。这对于利国利民、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局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要旗帜鲜明地与“法轮功”组织做坚决的斗争。树立科学的宇宙观,拿起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彻底揭露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在全社会形成相信科学、崇尚真理的正气。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核心是宣扬唯心论和有神论。最近他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出的“再论迷信”一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在文中说：“当人类社会…     

《“兵马俑”证谬》后叙——兼驳刘庆柱

这是《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的续篇,分上中下三部分。上篇针对刘庆柱"缺乏起码学术常识"的粗暴否定,指出郎的研究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艰苦思索和竭泽而渔式的材料搜集,并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鼓励支持。根据"事死如事生,礼也"这一古老的传统观念和古代礼仪,并以阳陵陪葬坑为生动例证,说明秦陵陶俑只能是近臣侍卫郎官俑,所谓送葬说、军阵说等等完全不能成立,流行几十年的兵马俑说是天大的笑话。刘庆柱违背历史,对一些基本问题混淆不清,甚至说话不顾起码的逻辑。从方法论而言,郎的工作完全凭材料说话,严格按逻辑推理,绝非一句话就能轻易推翻。中篇进一步阐述郎的工作。其中的关键是拿相关成果及古典文献与考古坑的平面和立体结构逐一比照,得以确认郎的身份与坑的原型,二者完全对应,密合无间。而兵马俑以及其他相关诸说之所以误郎为兵,一错皆错,就在于为表象所迷惑,置坑于不顾。针对刘庆柱以汉俑作为兵马俑的证据,指出从形态和工艺考察,汉俑自有渊源,与秦俑并无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从古代殉葬陪葬的历史演变看,尽管形式形态有变化,但"事死如事生"这一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一以贯之,与军事暴力无涉。而从车与马这一中外文明的共同母题看...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驳赵汀阳先生之“预付人权论”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算计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之上的、非功利的元理论.赵汀阳的“预付人权论”,抛弃了元层面的形而上学思考,用做人的“义务”和“人际关系”,作为本来是无条件地赋予所有人生来就有的人权之先决条件,在理论上是一种倒退,在实践上有违世界政治文明的大道.     

“契机论”论纲

<正> “契机”原由德文Moment翻译而来,本义指事物转化的关键。近年来,学术领域和各项工作中,契机一词使用日多。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以在正确确立契机概念的基础上,将其更广泛地运用到领导科学和各项工作实践中去。     

论“官倒”

近年来,各种倒买倒卖现象犹如洪水泛滥,特别是的“官倒”这种寄生性的经济现象出现,已经危及改革的深化和正常的经济秩序。人们骂“官倒”、恨“官倒”,各界人士发出了“官倒不消,国无宁日,民心不容”的呼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剖视“官倒”的文章。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有关措施。这些都对抑制“官倒经济”和打击“官倒爷”有一定的作用。“官倒”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经济现象如果只停留在抨击上,单靠行政手段的干预,就会对它缺乏本质的认识,很难对症下药地根治它。因此,要充分运用理论武器进行深度的理论剖析。     

论“科技兴农”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今后十年和“八五”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农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加工工业;加强教育和科技事业。”要加强农业,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实行“科技兴农”的战略。一、经济系统中科技与生产的关系科学、技术、生产在概念上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在现实运动中的关系却是极为密切的,既具有统一性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三者之间交互作用、互为影响,构成了现代经济系统的重要单元。为了研究科学技术与生产的运动规律,有必要明确科技与生产的确定性含意。     

论“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倡导“兼容并包”,并坚决贯彻,成效卓著①。“兼容并包”并非无所不容和无所不包,它在兼容中有所不容,并包中有所不包。概略言之,其内容含有;对不同学派,即使主张各异,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又没有被自然淘汰,能自成一家之言,虽彼此相反,仍允许在校内自由发展。许德珩在《吊吾师蔡子民先生》一文中说:(蔡师)“站在学术的立场,只要你是科学的,他都可以很民主、很理智的来接受、来包容。”②对教员不问资历,只要学术上确有造诣,即加罗致。他走马上任,即登门礼聘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事,成为教育史上的佳话。胡适、李大钊等也是他邀聘来的。他也留下或邀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遗老遗少如刘师培、辜鸿铭等到校讲学。杨晦在谈到《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时说过:蔡元培“请的各方面人物都有,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皆新世界饱学之士”③。     

“中心”论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本文试就确定“中心”的理论依据、“中心”不能旁移的实践足迹及扭住“中心”不放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论“神圣同盟”

“神圣同盟”的产生,不是欧洲封建势力强大的表现、而是它们虚弱的表现。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新阶段。这次革命,继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再次更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它不仅推翻了法国的封建统治,而且直接推动了欧洲的反封建斗争,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风暴。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