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正义与社会主义——略论尼尔森激进平等主义政治哲学

文章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正义的论争入手，初步评析了当代西方“左翼”平等主义的代表人物K·尼尔森的正义观。文章指出，尼尔森立足于对阶级与正义的关系的分析，对罗尔斯“公平正义论”进行了有力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激进平等的正义观念与原则，力图阐明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基本形式。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虽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但与马克思主义仍存在本质差异。     

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批判及其限度

正义的环境的不同解读,得出不同的正义观,正义的作用范围也因此有所差异。罗尔斯大致遵循了正义的环境的休谟式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建构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而以努斯鲍姆为代表的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家、以桑德尔为代表的共同体主义者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案,批判和修正了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基本内容,意图让正义的作用范围突破社会基本结构的限制。本文分析和讨论了对休谟式正义环境的以上批判及其限度,结论是正义的伦理承诺有其承受的范围,应受到休谟式正义的环境的限制,相较之下,罗尔斯式正义观更具合理性。     

当代中国经济正义观演变研究

当代中国的经济正义观大体上经历了＂劫富济贫＂、＂均中求富＂、＂先后共富＂等三种形态。经济正义观的演变体现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原则、矫正原则、经济正义的实现手段、评价经济正义的标准、经济正义观的价值取向等六个方面。经济正义观演变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国外在实现经济正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实践与理论成就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代中国经济正义观的演变昭示我们：要维护和实现经济正义必须处理好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最紧迫的是跳出功利主义的狭隘视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之比较

罗尔斯和马克思分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正义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二者的正义观的区别在于:一是在正义的逻辑起点上,前者立足于原初状态中的"抽象的人",后者则立足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二是在正义问题上,前者认为正义问题主要是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以及分配领域的正义,后者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是很难实现的,正义问题应放在经济领域中去考察,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正义和分配正义;三是在正义的实现途径上,前者企图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领域划分和社会制度的调节来实现,后者则秉承历史和发展的观点,认为消灭私有制和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是解决正义问题的有效途径.     

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观的现代诠释

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是其《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重要内容 ,而矫正正义又是其正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影响至今依然彰显。本文致思于挖掘他人矫正正义观的真实内涵 ,把其重新置于当今法理视域下进行诠释 ,并指出亚氏矫正正义观在正义理论领域中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及其不足 ,为超越亚式矫正正义观 ,拓展当今正义理论提供一种思考路向。     

What Kind of Justice? How Can Justice Be Possible?——A Review on Ci Jiwei’s The Two Faces of Justice

慈继伟的《正义的两面》一书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的缺陷:首先,他试图抛开具体的正义观而探究普适的正义结构,然而他实际上又预设了正义即是公平这一前提,从而使其所试图得出的关于正义的普遍性结论实际上仍是特殊性的;其次,他试图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正义运行的个体机制,但现实的正义更多关乎的是制度正义,对正义的发生学关注遮蔽了社会和制度层面的正义的重要性;再次,慈先生试图通过外在强制以及道德教化的方式来推进正义的无条件化,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预设了外在的制度强制必然是一种正义的强制、预设了美德必然可教这一前提,然而,这些预设都是武断的。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宪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思孟学派的正义观——兼与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比较

思孟学派的义是一种仁之义,它虽然含有合适、合宜、公平、正义等思想,但其精神实质是亲亲、尊尊,它追求的合宜和正义是建立在血亲宗法等级制之上的合宜和正义,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平均和平等;同时,也是一种礼义,礼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仁义得以实行的外在保证;同时,还是一种智义,是建立在实践智慧基础之上的义,是一种智慧和进步的体现.义虽然也体现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但它是以情感,即有等差的爱及其推广为基础的,这样的正义观往往会导致徇私枉法,使整体的社会正义淹没在亲情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抛弃情感而沉溺于没有情感的纯粹智慧法律中,我们当代合理的正义观不应该是对情感的弃置,而是应该追求在新的形势下新的适当的情理契合点.     

“边缘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拾掇索亚《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中介,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从哲学变革视角考察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正义观的超越

马克思在其哲学变革基础上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正义观的超越。从形式看,西方传统正义观都从某种原则(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思辨地阐释正义问题——只是观念正义、形式正义、原则正义;马克思正义观把正义问题置于实践中考察,是实践正义,揭示的是事实正义、现实正义、实质正义。从内容看,西方传统正义观由于其纯粹思辨形而上学的形式,正义在它那里成了抽掉正义的具体实践内容的空洞普遍性,只能存在于先验理性之中,无法在经验世界获得意义,无法对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有实质改变;马克思正义观则是通过实践批判资本主义种种非正义现象来揭示正义的核心问题——物质利益问题、物质利益问题的关键——分配问题、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内容——分配正义,揭示资本主义一切非正义现象的根源——私有制,因此,消灭私有制及由私有制引发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现象就成了马克思毕生的正义追求。     

论罗尔斯与诺齐克正义观的融通

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正义理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的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平等主义价值理念之争。除了两者正义观的差异之外,两者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两者的正义观在逻辑基点上强调个人主义;两者的正义观在价值层面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两者的正义观都属于义务论,并坚决反对功利主义;两者正义观共有的论证方式是诉诸直觉;两者的正义观在理论架构上都不可避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圆心"而展开的,使其与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相融合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质,它的现代转型必须围绕其"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而展开,坚持德与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的可能性原则。只有实现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其建构生成的原生态土壤。     

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困境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的共同富裕社会是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而维护劳动正义是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的关键。在马克思劳动正义观视阈下,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占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劳动过程的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劳动成果分配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规定。然而,构建以劳动贡献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面临资本逻辑下的思想束缚、数字经济下的正义阻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制度制约等多维困境。以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观为指引,以批判性视野构建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正义再塑,完善财富积累机制,着力构建以劳动贡献为主导的共同富裕社会。     

论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正义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既有对"形下"的不正义现象的现实批判,设想了实现正义的现实之路;又有对正义的"形上"研究,探寻正义的人性前提,论证正义原则的形上根据,设想正义的"形上"境界;包含于马克思政治观点中的正义理论,作为马克思在现实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正义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体现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性特质.就根本而言,如何看待人就会如何看待正义;正义的原则只能在历史中寻找,不存在任何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正义社会.     

论马克思的正义观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既有对"形下"的不正义现象的现实批判,设想了实现正义的现实之路,又有对正义的"形上"研究,探寻正义的人性前提,论证正义原则的形上根据,设想正义的"形上"境界;包含于马克思政治观点中的正义理论,作为马克思在现实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正义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体现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性特质.就根本而言,如何看待人就会看待正义;正义的原则只能在历史中寻找,不存在任何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正义社会.     

文化视角下的法律正义观

一现代西方的法治观是建立在理性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法治观认为法律为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定,“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1](P318)法律本身就是正义最主要和直接的体现,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正义。与西方社会的法律正义观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法律从来不是达成正义     

公共利益与公共正义——基于“历史材料+科学方法”的研究范式

春秋时期,因周朝体系业已形成超越于诸侯国的体系公共利益,并有周王室这一代表公共利益的天下共主,于是形成了体系正义观及消极战争观;古希腊因无体系公共利益,故无法形成体系正义观,只能形成中性战争观。通过比较中希战争观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可知:由多个国家构成的体系,必须具有超越国家的体系公共利益,才能形成超越国家的体系正义观。更普遍地讲,任意交往体要形成公共正义观,当且仅当交往体具有公共利益。这一命题的实践意义在于:如果要通过塑造公共正义观来调节交往体秩序,就需要形成与扩大交往体的公共利益。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契约国家正义观的逻辑理路与思想实质

近代契约国家正义观通过批判封建社会神创国家正义理论,提出了一种国家起源于人民签订契约的新理论。这种革命的国家正义观,严重动摇了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国家正义理论,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哲学基础。然而,契约国家正义观作为一种论证国家起源的抽象理论,代表着新型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渴望,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理论反映。     

论第三党的“平民革命”与“平民政权”

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它的领导人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是国民党内的左派。第三党亦称中华革命党,稍后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平民革命”与“平民政权”是第三党政治主张的核心,因而也是研究第三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