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及其后果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对东北的劳力资源所实行的野蛮掠夺政策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殖民统治的进展而变化的。在东北沦陷的初期、中期、后期 ,分别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入境、积极诱骗华北劳工入境、“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劳工政策。劳工掠夺政策的实施给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中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国民革命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

国民革命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范荣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９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勇敢坚强战士，卓越的政治家，出色的军事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邓演达，惨遭蒋介石杀害，年仅３６岁。他生命虽然短暂，但在关...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敌后并存,二者间的相处既与国共整体关系息息相关,又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合作贯穿始终,摩擦时轻时重。初期总体关系融洽,合作区域遍及山东全境;1939至1941年摩擦频发冲突升级;皖南事变后中共与东北军统战关系出现波折;1942年后摩擦相对缓和。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相应发生变化,由初期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及摩擦时的委曲求全转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适度自卫反击,经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大局;山东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始终分而待之,充分利用其间矛盾,争取到发展空间。1943年夏于学忠出鲁、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国共力量对比显著逆转。中共在山东军政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蓬勃发展与国民党势力由盛而衰的退变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共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抗战模式使然。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业政策与实践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发展的诸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业问题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采取过什么样的就业政策和进行过什么样的就业实践，这些就业政策和就业实践对我们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对今天的就业政策和就业实践又有什么借鉴意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合作与互动

长期以来,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积累了大量矛盾,常常引起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都对土地政策做了相应调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本文着力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指出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雇工生活保障政策与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劳动政策的指示精神,各解放区政府与各级工会组织坚持"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和鼓励先进的原则,构建了就业保障、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雇工生活保障制度,并经过积极地实践,促进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为新中国的雇工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解构亦或建构--后现代主义与法理学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进入法学和法理学领域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应是建构,而非解构;是更好地发扬法律的理性传统,而非颠覆现代法治所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价值论上,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为:理性的个人作为自治的法律主体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的"进步"是应幻的;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法律中立的原则仅仅是一种假设.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也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法理学的发展,有助于防止法律的垄断和激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政策干预亦或资源传递——中国教育获得机制研究(1950—1996)

文章通过分析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城乡人口的教育获得机制,质疑了改革前国家政策干预决定人们教育机会获得的观点,认为改革前国家政策干预的作用虽然存在但作用有限;改革前,面对国家政策的干预,家庭的文化资本持续且稳定地发挥作用。国家政策干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提高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弥合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上,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策干预力度的减弱,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局面重新出现。     

认同或对抗——论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互动

领导革命时期的党群关系反映的是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实际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树立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通过制度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不是对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国民革命的话语与实践——东征前后的潮梅社会(1925-1927)

1925-1927年间,东征军在潮梅地区建立政权,以打倒列强、除军阀、发动工农等革命话语开展施政;工人、农民、警察、地主等利益群体也运用同一套话语,赋予已方行动以革命性,激化地方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如何既不违背革命宗旨又能维持社会秩序,革命政权常处于破立之间的两难境地,而又不得不在革命与秩序之间做出抉择。作为一个个案,东征前后的潮梅社会彰显了国民革命更复杂的面相。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 ——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 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 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 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以接合更替的历史观重新评述国民革命——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评介

书鉴于孙中山与国民革命的研究存在着未能正视国民革命特殊性而引致的评价殊异的“两极现象”，将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别进行比较，从中揭示国民革命的特性：“国民革命是非西方模式、非俄国模式的独特革命”，是“完整...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刘忠义，田相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根本没有指望中共谋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对国民党不加深入仔细的分析而全盘...     

旗帜与认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与各政治力量的因应

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给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易帜”都有回应。他们在诠释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三个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各方对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反映了三个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朝鲜半岛的新形式和东北亚经济合作——日本对东北亚政策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

文章介绍了东北亚形势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介绍和评论日本就21世纪外交战略展开的争论。最后。提出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新设想。     

雍正时期禁教政策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

基督教之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我国后,曾一度辉惶。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华遭到严禁,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为此,结合剖析雍正在位时的禁教过程,从雍正帝禁教措施的出台、禁教的具体措施、禁教特点及禁教结果四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从“劳资对抗”到“劳资两利”——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劳资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劳资政策经历了从＂劳资对抗＂到＂劳资两利＂的历史演变。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是其演变围绕的主线;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判断是其演变的内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劳资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其演变的内在动力;实现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演变的价值目标。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与民族融合

论及十六国的历史,人们多以战祸不息,士民涂炭简略概括.本文则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认为其时虽则剑火交织,但是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热心提倡学习富有包融特质的汉族先进文化,采取了一些崇儒兴教的政策和举措;流亡到边境和加入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传承中华文化,丰富发展它的包融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为其后北方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乃至隋、唐大一统和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