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

在很多论者眼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到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当时政治态势的变化。二十年代国共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这使其不得不将与工人关系紧密的帮会纳入到政治谋划中,帮会由此完成了某种质变。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政策、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使政治力量以及现代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样的空白,这也加速了工人"入帮"的进程。     

朝鲜战争与国共关系

朝鲜战争与国共关系孙宅巍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在国家统一和国共关系的关键时刻．战争历时３年，国共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这场地区性的多国战争。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间的政治、军事态势，对两党关系，...     

20世纪40年代初国共军事冲突及其影响

20世纪 4 0年代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嬗变期 ,国共军事冲突是双方在华中地区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国共两党虽然最终妥协与缓和 ,而实质上已经貌合神离。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变化导致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开始嬗变 ,双方力量的彼消此长影响到中国的政治走向     

中国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中政治态度的探讨

本文拟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中的政治态度对决定国共内战胜负上所起作用。一抗日战争胜利后 ,美苏合作支持国民党政府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 ,积极支持国共谈判。而国共双方对和平的承诺 ,给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带来一线希望的曙光 ,特别是崇尚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欢欣鼓舞。他们虽然呼吁谨防战争的余烬死灰复燃 ,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振兴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认为 ,“目前中国的地位 ,国家的时势 ,谁都不能否认是千载一时的机运。走上我们应该走的政治道路 ,完成统一自主强盛的现代化国家建设 ,走上民主的大道 ,中国便可以成为…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再认识

考察抗战后期国共双方制订的新的军事战略计划,以及国共双方军队对日军进行了大规模带战略性质的反攻行动,可以看出,抗战后期中国战场的确存在战略反攻阶段。而把握住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特殊性,是正确认识中国抗战中战略反攻的关键。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沈阳、太原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最成功的一次.它创造了教育改造和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对峙格局的影响,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存在矛盾和斗争,人们难以客观评价国共各自所开展的审判工作,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本文试就战后中共对惩治日本战犯的态度,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作一简要述评.     

留日士官生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在于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由此促成的国共之间的政治和解。回观这段历史,发现有不少留日士官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参与其中,除却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者外,他们对张、杨之扣蒋行为有着不同的反应和表现,或谴责、或质问、或劝解、或主张武力讨伐,最终成为国民党方面"促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博弈分析

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是在国共联合抗战的背景下,在双方有限合作的基础上,国内各派政治势力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改善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但由于国共合作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决定了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最好说"的多维质疑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多维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问题,可以得出以下新的结论: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合作的"惟一"形式;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存在着内在弊端和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国际的坚持下,国共"党内合作"才得以在"病态"中维持.因此,它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最好"形式.     

被分割的纽带:现代西方工人阶级认同感的缺失

工人运动是西方社会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也十分重视对于工人运动的研究。然而,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学者们的设想而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工人运动逐渐由激进转为保守。促使工人运动发生如此转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认同感遭到社会各种机制的分割,这些社会机制包括民族主义、部门分割及生产过程中的"制造同意"、国家对社会运动的调控等。汤普森、安德森、曼和布洛维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过阐述,这些阐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工人运动的重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发展。     

试析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对峙，成为自由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围绕建国问题进行激烈较量的同时，自由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第三个有力的政党才能消融国共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把军队交政府统一管辖，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战后美国对自由主义的声援也鼓舞了自由主义者，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汇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推崇政治自由，经济上提出经济计划性，并试图调和国共冲突，但由于自由主义理论的与世无数、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主张，注定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昙花一机，转瞬即逝的结局。自由主义的这种结局同其理论上的脆弱，脱离实际，超前，以及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适应中国民众的要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     

论半个世纪的国共关系演变及启示

1949年，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共在大陆的解放，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峙局面。半个世纪以来，国共双方的力量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经历了军事对抗──缓和松动──再掀波涛的大起大落阶段。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时，我党重申“一国两制”基本政策不变，志在促进祖国真正统一，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共关系变化的规律特点，发展趋向，对于促进祖国统一，认清其统一事业的复杂性、艰巨性有着致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49.10－1950.6国共战争的继续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是半个世纪中国共关系的特殊时期，蒋介石虽败守台湾，但…     

中国青年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兼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社会与中国近代青年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1.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2.五四远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工人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3.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1944年 5月至 1 945年 2月的国共谈判 ,是一次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此次谈判的主要特点是 ,背景决定谈判的进程。背景的构成及其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 :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 ;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 ;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 ;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 ,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解放战争爆发前中共关于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

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中国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在国内外合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出现了和平建国的转机。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且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了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停战协议生效后，如周恩来指出的：“蒋在被逼下把战争暂停下来了，在当时的协议中不允许双方军队移动……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确是停止了一个时期。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战争可以停止。””’在停战协定下达的同日，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按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的精…     

南京政府时期县级地方的军事化——以湖南省平江县为个案的考察

湖南省平江县的地方军事化,作为南京政府时期民国县级地方军事化的典型个案,突出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国共内战背景下,动员社会资源投入为各自政治利益而斗争的一般规律.其中上级行政机关的典则和物质支持,与县级行政机构根据县情推行具有地方特色的军事化政策的结合程度,决定了双方地方军事化水平和运动的总体走势与命运.     

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研究

20世纪初,"反革命"以"anti-revolution"和"counter revolution"两种表述出现在中国报刊中。进入20年代,"反革命"一词的使用愈发普遍,围绕"何为反革命"这一主题,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反革命"话语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因焦点转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国共合作破裂前,"反革命"话语的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定义"反革命",以是否"反帝"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互斥对方为"反革命","反革命"的主要客体由之前的"帝国主义"转为政党及其所遵循的"主义"。"反革命"话语论争的主体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反革命"遂成非黑即白的话语,用于对异己者进行道德谴责和政治审判。"反革命"话语论争,实质是争夺受众的认同,以获得"革命"的合法性、主导权。国民革命力量的复杂性、斗争的艰巨性,使"革命"有可能转化成为"反革命"。无论如何,主观定性"反革命"并不能改变其客观指向,历史最终对何为"反革命"作出了结论。     

土地改革与国共政权之沉浮(1927-1937)

本文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的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国共土地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得失并无必然联系.     

浅析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

西汉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争辩的焦点除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外,还体现在治理国家手段上是"德"治还是"刑"治之争.双方政治观点分歧的根源在于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代表民间商贾、地方豪强的利益;而桑弘羊以法家思想为依归,代表集权国家的利益.盐铁会议中的"刑德"之争可以说是整个汉代中后期社会政治批判的滥觞,反映出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内在发展理念与趋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