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数量规模的变化及制约发展的原因

清代民国时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时期。清代,西藏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动荡,在清王朝的统一管辖下,与内地加强了多方面的联系,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因而城市数量较前有较大的增加,城市规模也有所扩大。民国延续清代的发展,但与民国时期其他省区相比,城市发展仍然滞后,明显地表现为数量少、规模小。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一方面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西藏城市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城市,日喀则和昌都等城市为副中心,康定、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为区域次中心,包括各宗治所在内的城市发展体系。但因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民族等因素,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极具突出的个性,充满了民族性、宗教性以及高原封闭性。此一时期的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也为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长江上游航道的开拓与清代四川沿江贸易的发展

长江上游航道的开拓与清代四川沿江贸易的发展张莉红由于四川盆地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四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动脉。四川在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长江上游航道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千百年来，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长江上游航业的开拓曾经...     

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

清代财政支出规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战争前夕的迅速扩张期、甲午以后的急剧膨胀期。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变迁外 ,政治制度的腐朽与吏治的败坏亦是重要因素。支出结构在保留原有传统科目的基础上 ,增加了具有近代性质的项目。这一结构模式过度侧重于军费、赔款、外债等消费性科目 ,体现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时代特征。     

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

世界人口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城市规模的发展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在经济学界,有人主张大力发展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认为大城市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则不敢苟同。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它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国民经济内部各个方面的相互适应与否,是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高达90%,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原因在于:一是低估了城市化作用,不能较好地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矛盾;二是盲目发展小城镇,造成耕地的流失和生态的破坏。因此,要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重视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清代西北城市的外贸与洋行

西北诸城外贸,历史久远。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向西方出口主要通道的作用,隋唐达到鼎盛,至元代犹存遗绪,故沿途不少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均受到过外贸的影响;而外贸经济自古即为西北城市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由于世界和中国历史局势的重大变动,西北诸城外贸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驼铃商队的精美丝绸一变而为药材、皮毛;胡商则为“洋行”所取代。重要的是,由于清季国势凌替,“洋行”在西北各城进行的掠夺性经营,更不能不为当时西北城市城市外贸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本文研究的对象,正是我国西北城市外贸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它具有当时我国外贸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它具有西北城市外贸的特殊之处。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效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所实施的城市发展政策,尽管各时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遵循“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轨迹。但是,政策设计的依据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城市效益的高低。其中,城市经济效益是城市效益的重要内容。     

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

清初实行有限度的开海贸易,后来又规定广州一口通商.粤北在广州和内地商贸交流中处于商道必经地之一,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经常通过这一商道进行过境贸易,并在商道沿线建立了临时储存商货与聚集议事的会馆,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也带动了本地商人的崛起.但粤北经济的商业化不是为了赚取纯粹的商业利润,只是过境贸易导致的虚假繁荣.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

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乾嘉时期在新疆实行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下,分别形成了郡县制下的"治城"、军府制下的"军城"以及伯克制下的"土城"等多种形式,城市体制不一.晚清建省以后,通过大力推行郡县制度,全疆政区基本统一,多元化的城市形态全部转变为"治城",形成了全疆范围内的完整城市体系,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适度政府规模的数量和质量分析

适度政府规模既要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也要从质的方面进行分析,适度政府规模是政府数量和政府质量的统一。由于政府的数量和质量既受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行政客体、科技等因素的制约,又取决于政府理念、政府角色、政府结构、政府运行机制、公务员素质等内在因素,适度政府规模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动态性,衡量政府规模适度性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应从政府作用与政府能力的平衡、政府成本与政府效益的平衡、政府与市场的耦合、政府对资源的合理支配、政府支出的约束、政府结构的合理、政府信用状况来衡量。     

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生产规模的变化

生产规模是企业规模的基础,而生产规模直接受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的制约和影响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是历史地变化的,因此,生产规模也必然发生历史的变化。不同 于西方经济学对于生产规模的理解,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和理论,结合生产技术 的发展变化,系统地说明了农业和工业生产规模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技术变化对于生产规模 的基本决定作用。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清代广西城市发展之特征与启示——基于清代滇、桂城市发展的比较

清代广西城市发展呈现以下地域性特征：沿江走向、因水而兴;四大城市分区鼎立,全省首位性城市缺失;外来商人作用远大于本土商人等。当前,推进广西城市发展应大力推进广西交通建设,构建全方位的便捷交通网络,重视发挥水运特别是“西江航运”的作用;城市发展中应注意发挥四大城市的历史优势,同时建设一个区域性国际化的中心城市;应在坚持区域开放与合作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参与区域社会分工,主动承接来自广东的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产业,开创“泛珠江三角洲”城市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清代山西农业结构的变化

清代山西农业结构的变化陈国生山西向来缺粮，直到今天粮食短缺依然是一个严重问题，尽快改变缺粮局面仍是山西发展农业的首要任务。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对清代山西作物结构的状态、特点及其变化趋势，以资今天发展山西农业的借鉴。杂粮地位的上升与水稻的推广山西是...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村落的规模和布局

本文简要论述了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村落的规模和布局 ,对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征做了归纳性的总结 ,指出清代内蒙古东部的农业村落在居住形式上多采取密居型 ,在村落规模上 ,虽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但却不能无限扩大 ,只能维持在当时生产条件许可的限度内 ;在村落布局上 ,也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特征     

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由于政权初建,又忙于国内战争,暂时无暇顾及对外贸易,外国来华货物,均以随贡贸易处理,承袭了明代的随贡贸易制度。对于沿海居民行商,虽然并未明文禁止,但是,随着清政府对大陆统治的确立,以及迫使据海岛抗清的郑成功屈服,便开始对沿海严加控制。     

关于城市发生与类型规模的初步探讨

(一) 城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 城市就是居民点。城市是依靠那些从农村经济分离出来的非农业经济部门:工业(包括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而成长起来的;它同样也是依靠非生产部门——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科学文化部门等而成长起来的。 城市同乡村的分离,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照例乡村居民的职业主要是农业(广义),而城市居民的职业,则是与工业、商业、运输业、行政部门、科学文化部门有关。其中,     

城市规模、交流频率与人力资本外部性

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城市集聚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本文使用微观企业数据评估城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强度，重点从交流频率视角检验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产生机制，并量化了其有效辐射距离。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同时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在创意型服务业（教育、科学研究、专业技术服务等）中溢出效应占据主导，在非创意型服务业（零售、餐饮、运输等）中竞争效应占据主导，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叠加后的结果。（2）大城市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重要机制。（3）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有效溢出距离十分有限，即使对于创意型服务业来说，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有效溢出距离也仅为3k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