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     

宋代史家对信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正直的史家都把信史原则作为史学活动的最高准则.宋代史家辈出,他们多以信史理念从事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辨工作,从撰述一代信史的目标出发,直陈君主观史、宰相监修造成的曲笔之弊,提出了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完善史官专任制度、规范<日历>编修程序等具体措施.在史才选拔方面,又提出了"良直"、"明识"等重要标准,为丰富和推动信史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独立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二是民主自由观念与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影响;三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促成了中国史家对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对科学的崇尚,他们大多具有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思路,把主要工作放在史料考订上。但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史学界的风气开始转变。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逐渐改变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提倡起经世史学来。伴随着学术界主流学派学风的转变,中国史学再次奏响了高亢的经世之音,抗战史学由此而兴起。“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家与全国各界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以身树史,以史抗战,肩负起了中国史家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史学界的风气进一步转变,经世致用之潮取代了“纯学术”研究之风,以史学抗战,为抗战服务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陈垣和傅斯年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史学大师,其治学风格有异有同。他们一重“土法”,一用“洋法”,但都以史料为治史的基点,以发扬民族文化为治史的理念,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视域融合视野下的唐德刚口述史学

美籍华裔史家唐德刚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诸多启示,体现出口述史学视域融合的特点。他认为口述历史不等于口述史料(回忆录、访谈等),而是口述者自我体验与历史记忆,研究者与口述者多重视域的融合。口述史学避免了其他历史研究不在场的距离感,但口述者的在场已不是当下的在场,对口述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口述史学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原则,才能取得史料和学术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口述史自身的目标。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183;布洛赫和劳伦斯&#183;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史学形态的超越性建构--一种超史学的史学文本如何可能

史学史在现代发生了一种形态性的变化 ,这就是第三种历史的出现。历史形态学试图探讨的是在现代条件下 ,认知历史的方式究竟有哪些 ?其中哪种方式是最具现代意味的历史认知方式 ?最重要的是 ,自由之于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真正区别第二种历史和第三种历史的根据之一在于看它的作者是传统的学院式的学究型史家还是现代的社会化的记者型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