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调适与功能优化:罗坊会议前后的中央苏区地方武装

中共在领导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中创建的武装力量,随着革命的现实需要不断整合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地方武装,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苏区地方武装几乎被"绝对集中"到主力红军中,这充实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但地方武装的削弱也使苏区遭受损失.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罗坊会议在一系列争论后实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也使苏区领导人深化了对地方武装规模和功能的认识.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苏区地方武装恢复和健强起来,在规模上能够与主力红军保持一定的张力,形成较为稳定的武装层级体系;在功能上更加突出地承担起动员组织群众、护卫地方政权、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等任务,成为苏区群众组织、武装起来的重要载体和中共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论清代省级地方政府的社会治安危机应对

如何应对社会治安危机是清代省级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督抚是地方最高官员,掌握一省军政大权,总领一省事务,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辅助督抚,应对地方社会治安危机。地方社会治安以秘密教门在地方上滋事扰民最为严重,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应对的主要社会治安危机之一。地方政府从危机根源着手,一方面采取教化民众的温和手段,争取最大多数民众不受秘密教门蛊惑;另一方面对秘密教门采取武装镇压,严惩滋事扰民的教首。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及其借鉴意义

从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及其管辖权限看,美国地方政府拥有的自主权较大,且地方政府的活动与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地方长官和地方议会的产生到地方政府任何一项权限的实施都涉及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另外,美国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独立,各自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其职权。我国改革“市管县”体制,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就要实现一定的分权,这样,政府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合理。借助美国的经验,针对分权,地方自治是最好的制度安排。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种个体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可以称为政府信任感。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个体的的层面出发,民众的政府信任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风险性的政府信任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众不断更新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信任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地方政府信任弱化、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扩大化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信任度与政府的性质、形象、行为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等高度相关,也与民众对政府的认识密切相连.在弱政府信任情况下,政府与民众的隔阅会增加,改革阻力增加,改革的推进难度加大,实施成本急剧增加.特别是,当政府组织形象欠佳,决策能力有限,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客观上导致民众利益普遍受损时,民众与政府的隔阂转化为"对立",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危机,改革成本就会扩大化,改革可能被拖延甚至终止.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以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的困境,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有着各级政府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     

试述红枪会的组织源流

<正> 红枪会是民国时期活跃于河南、山东、直隶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陕西部分地区的乡村民众武装自卫组织,二十年代曾一度掀起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以及军队、盗匪骚扰劫掠的群众性武装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从清水江文书看抗战时期土地买契税

契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透过清水江文书,可以看到抗战前五年天柱等县级政府实际征收的土地买契税率高于国民政府规定,后三年地方政府执行国民政府百分之十五的契税率这一实态。县级政府的契税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但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事业。     

试论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规制

中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从实践看,地方政府控制了城镇规划和决策的权力,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与企业形成合谋关系,普通民众则难以参与城镇化发展,这诱发了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代规制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均衡的规制结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亟须扭转目前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之间规制力量失衡的状态。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挑战与契机

面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中国地方机构改革实际上承载着双重使命:既要继续通过"管理补课"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也应适时借鉴典型国家的经验,逐步实现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的统一。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机构改革的双重使命以及主导逻辑的变化,即由"组织逻辑"向"职能逻辑"的跨越,对地方政府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在客观上也为其发挥自身积极性,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会议召开前后,广大民众就南北政府参会代表资格问题和鲁案直接交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议论,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行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会议前后的民众舆论和国民外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现了其对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国民外交的大力支持以及民众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