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步的政府成本分析

社会进步的政府成本分析马文运（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一、社会进步与政府定位国家或政府理论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历史最久、发展最快、最富有成果的领域。政府理论一般来说主要关心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存在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与国家...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阻滞及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有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伦理道德层次的提升、资源合理公正和高效配置以及我国公共政策的优化和有效.但现实中仍存在着社会组织社会资源不足,公益产权基础薄弱、政府管制苛严,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缺乏,多元力量整合困难、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乏力,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实效,必须遵循国情为本、政府主导、渐次推进原则,清晰区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领域、协调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任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     

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模式研究

从国内外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关系变化分析,建立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政府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推动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相应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社会组织要主动慎重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时有效表达公民利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主动服务政府决策.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社会协同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博弈评价与优化对策

社会协同治理范式中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活动强调的是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与竞争、共享与共治。这种互动的过程对于利益相对独立的各治理主体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通过博弈的思维搭建起社会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模型,具体分析在静态和动态的博弈过程中,社会组织的成本—收益趋向及其策略选择,进而寻求阻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

当基础社群、生活小区和大社区在住房私有化的大背景下逐渐呈现出体制外自主性社会领域的特征,因网络话语空间而呈现出日益扁平化的结构特征之时,我们的科层管理体制尚未意识到扁平化社会的来临,还在用已经失效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个体进行"组织化"的管理,各种矛盾纠纷在这两个领域的交接处爆发出来,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扁平化社会的治理,关键是使科层体制努力对接"自主的社会领域",支持新社区的自主性建设,扶助那些帮助居民实现自主性建设的社会组织,以及进入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做一个目标明确、方法得当的掌舵人。     

政府如何监管社会中间组织

随着党、政府及社会各界对“法轮功”组织揭露、批判的逐步深入,人民群众对“法轮功”邪教组织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政治本质和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已经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人们不禁会问: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大量涌现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如何有效地加以监管?“法轮功”组织邪教本质的暴露,给我们带来深刻警示:在社会中间组织大量出现的客观现实面前,政府应当积极完善职能,切实发挥对各种中间组织有效的监管作用,谨防“法轮功”之类危害社会的邪恶组织再度出现。本文从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就政府监…     

政府公共投资决策与成本效益分析

在政府投资逐步“淡出”竞争性领域的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投资正“升温”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的公共投资决策不尽科学,公共投资存在重复浪费的现象,这也是造成近期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我国公共投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阐述其方法和效用,提出公共投资的选择模型,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探求公共投资决策的方略,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社会性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市场是在各种或隐或现的规则中发挥其功能的。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对于市场的运行是不可或缺的,强化政府的社会性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有效运行、发挥市场功能的必要条件。而对社会性规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则有利于对社会性规制的测度及其变革的理性选择。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香港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路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

本文在分析香港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的历程、构成和制度特点的基础上,指出香港的实现路径是政府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结成公私伙伴合作关系,通过社会组织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连接企业和公民,形成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格局。香港的实践对广东省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失信的社会成本分析

失信是指市场主体的违约行为 ,表现为以一定 (合法或非法 )的手段占有其他市场主体的资源 ,是对其他市场主体产权的侵犯行为。失信行为使交易成本变得陡峭 ,使消费需求萎缩 ,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扭曲 ,已成为关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     

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分析

为了研究金融监管在引导银行业回避风险、提高效率两方面如何达到相对理想的均衡状态,我们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归纳为银行的守法成本和金融业的效率损失两方面,分别通过对守法成本和效率损失做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讨论金融监管水平和力度如何影响其社会成本。     

政府治理范式的成本分析

政府治理范式的区别会导致政府成本的差异。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范式显得僵化、迟钝,容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建构现代责任政府、创新政府治理范式、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是中国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基本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社会抗争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政府外部成本的视角

外部成本的存在是政府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以强制为基础的政府,只要在其宪政规制中无法将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确定为现实中的政治决策原则,就一定使得部分公民出于自身偏好而产生的意愿与政府决策的结果相悖,由此承担政府外部成本。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在国家自主性特征的表达过程中,从宏观、整体视角出发的行动选择及其结果往往会在微观层面造成对少部分个体的利益损害,表现为政府外部成本,并由此引发各种形态的社会抗争,而社会抗争又使得政府外部成本发生了变更。最后,国家建设中的民主化进程推动着合法层面的社会抗争,并将原先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散化对抗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由此又进一步加固了政府外部成本的存在。因此,仅仅作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维度的民主建设也无法完全消解社会抗争。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论政府与社会

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入探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为社会性质的不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特征。西方国家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各个思想流派的合理因素可以吸收,但是必须认识到,无论是照搬哪个思想流派,还是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对我国来说都是历史的倒退。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阶段,对我国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立更加和谐的政府与社会关系：以“中国梦”的共同理想进一步凝聚政府与社会;以社会治理创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加强协商民主顺应人民广泛政治参与的需要;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和凝聚力;以法治保障政府与社会在和谐轨道上运行;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营造有利于国际和平发展及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让党员成为密切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工作队。     

政府决策的公民参与成本分析

公民参与需要付出成本,而成本支出则成为影响或限制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公民参与成本的主要构成有多种划分。公民参与成本划分以及不同的参与成本对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均存在影响。这包括公民支出成本对公民行政的影响,公民支出成本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政府支出成本对公民行为的影响和政府支出成本对政府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