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浙江省21世纪适度生育率研究

本文系“持续低生育率的挑战与建议”课题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文章以我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出发点，研究适度人口量的上限值，再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从数十种生育率方案中选择比较理想的２１世纪人口发展理想模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浙江省普遍实行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是２１世纪中期，当然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在世代交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模拟验证其相互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1)随着死亡率下降,家庭将降低生育子女数量,并增加对每个生育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2)随着死亡率下降,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力资本增长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不确定。利用我国实际参数进行的数值模拟显示,在当前条件下,随着死亡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3)劳动力增长率增加抑制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起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政策建议。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代价：婚姻拥挤

问题缘起自 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我国生育率出现了急速且持续的下降 ,人口控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在我国实现低生育的同时 ,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生殖健康、统计失真、出生性别比偏高等问题。经验数据表明 ,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一般在 10 3～ 10 7。然而自 80年代 ,尤其是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 1980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 10 7 4,1985年上升为 111 4,1990年达到 114 73 ,1995年更高达 117 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在我国男大于女的传统夫妇年龄差规范下 ,生育率下降导致的…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运用生命表分析方法和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作者指出，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前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削弱了较早实行改革地区的生育控制。而在后期（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则使较早实行改革地区的生育控制相对得到了加强。与较晚或未实行改革地区相比，较早实行改革的地区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间因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引起的生育率回升幅度较小，有的甚至继续下降。作者对于这一实证研究结果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

本文在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了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并对与此有关的人口红利与人口亏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