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诗风与岭南艺术

岭南诗歌作为岭南艺术母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必然会受到岭南地区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受到岭南其它艺术形式(比如词曲、民歌、地方戏、音乐、书画等)的交叉影响,而后者的影响往往更为密切和更为久远。本文把岭南涛歌放到岭南艺术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研究,具体分析了岭南诗歌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交叉影响以及相同特色,进而揭示出岭南诗歌的艺术风格及其产生与发展的前因后果。     

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

唐末梁初岭南刘氏招揽士人,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逐步消灭境内军阀,建立南汉政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境内安定。南汉中期以后,君主宠任宦官,用刑残酷,招致士人不满和反对,政治也逐渐腐败。到后主刘(钅长)时期,政权完全被宦官把持,士人受到排斥,部分士人与南汉政权决裂,南汉趋向灭亡。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

唐末梁初 ,岭南刘氏招揽士人 ,礼贤下士 ,得到士人支持 ,逐步消灭境内军阀 ,建立南汉政权 ,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境内安定。南汉中期以后 ,君主宠任宦官 ,用刑残酷 ,招致士人不满和反对 ,政治也逐渐腐败。到后主刘 金长时期 ,政权完全被宦官把持 ,士人受到排斥 ,部分士人与南汉政权决裂 ,南汉超向灭亡     

赵翼论皇帝与皇权——以《廿二史札记》为侧重

清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中,从历史上的封建皇权角度出发,指出宦官、外戚、权臣等是威胁皇权、引起重大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而皇帝的个人素质则是保证皇权能否稳定的关键。赵翼主张君主集权,但对不受约束的皇权深怀警惕,故又提出了规范、限制皇权的措施。     

从个体言说到皇权话语——先秦至汉代儒家言说方式的变迁

从先秦到汉代儒家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在野的民间话语言说者转变为官方话语的代表.在与皇权的不对称结盟中,儒家士人让渡出言说的自主权而获取了现实的政治利益,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言说方式.     

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建安士人迁徙与文风新变

建安士人频繁的迁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表现形态也因人而并。建安文学中的清怨文风与骨鲠之气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士人迁徙的影响。士人在迁徙过程中的交流，促进了地域文学的交融，同时也深化了文学理论的自觉与人物品评的发展。     

清前期广东才女李晚芳探析

清前期广东才女李晚芳年仅15岁时就著《读史管见》评阅《史记》,晚年又著《女学言行纂》等多种著作。她生活在商业气氛浓厚的珠三角地区,既率领女儿在家从事手工生产,又指导儿子外经营商贾,在以商兴家后,又要求儿子业儒。她一生贾儒并行,既恪守传统妇道,又扮演男性社会角色,兼具多元身份于一体,且受到社会认同。这表明在广东随着传统社会日益商业化,女性展示才华的社会空间得到拓展,但她们自身又始终囿于传统之中。     

女性的阶层沉浮与命运羁绊——两性社会分层地位差异及地位获得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全面边缘化的趋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上均处于劣势.从两性社会分层地位获得的途径看,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状况既与女性的个体因素有关,也深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女性的分层地位体现出诸多的“再生产”特征.女性社会阶层流动的这种封闭性特征限制了女性向上的阶层流动,造成了女性社会地位普遍的边缘化.     

春秋时代关注辞令原因探析

春秋时期知识阶层重视辞令和讲求辞令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现象。辞令引起春秋时人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春秋时代以“哲学的突破”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确立的影响,也有辞令的价值在邦交中受到时人重视和春秋时期士人阶层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有关。     

功德与天命：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的变迁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魏晋以后人们普遍持有的“功德”与“天命”并重的皇权合法性观念，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士人心态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困境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士人心态的严重影响。一部分士人思想保守、思维僵化,在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固守传统,拒绝接受传统教育的任何变化。另一部分士人虽然意识到教育变革的必然性,但迫切追求"富强"的心理,再加上过度的自我心理约束,使他们在教育变革上顾虑重重。这两种心态都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产生了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困境与晚清士人心态有很大关系。文章力图从19世纪下半叶士人心态的视角,考察心态问题对晚清教育变革的影响,以加深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     

魏晋审美意识的嬗变

两汉时代 ,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 ,由于定儒学于一尊 ,汉朝士人的思想趋于保守复古。汉儒繁琐的思想方法导致了经学家重章句不重义理 ,逐渐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对两汉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期 ,外戚与宦官专权 ,按照儒家的君臣之义直言上书的官员和儒生不但其忠言不被采纳 ,反而屡遭杀身之祸 ,极大地动摇了士人对皇权的信心。他们开始自觉地与统治者保持距离 ,出现了远离朝廷的归隐名士 ,这些名士虽然身怀济世之志 ,但却不为朝廷所用 ,只好以奇言异行的名士风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地丧失了     

隋代皇权制约理论研究

我国传统社会有着较为完善的皇权制约机制,隋代历史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考察隋朝皇权与天命、臣僚、民众、伦理、外族以及舆论、家规等的关系,既可明了隋代皇权的规范和调节问题,也应明确对皇权的制约多是理论性的规范,而无制度性的约束.     

论五四文学的人本、人道主义价值尺度

五四文学嬗变的原生点可追溯到晚清改良运动,而其所标榜的西方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尊重人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自由的文学创作观,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又完善了人自身的建设。     

论六朝诗学精神及其意义

六朝诗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既体现了儒家的进取精神和道家的超越情怀,又受到玄学和佛教的影响,其内在精神是时代风尚和士人精神面貌的一个折射.六朝诗学中那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文化精神在很多方面都对唐诗以深刻地启示和影响,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借鉴意义.     

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

汝南之所以在汉末成为党事的主要发源地,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首先,随着两汉以来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汝南成为全国人口分布中心之一,经济繁荣;与此同时,汝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兴盛,至汉末已成为全国瞩目的重要学术文化中心;再次,汝南士人大多热衷于政治,并逐渐把持了汝南地方政权及舆论,在地方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最后,由于汝南士人从光武帝起就与皇权形成了紧张关系,因此在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中,汝南士人旗帜鲜明,不遗余力,从而成为汉末党事的发源地之一,对汉末政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理学经世名儒：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

晚清时期,明末清初湖南学者王船山的学说,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传播,它从不为人知到影响渐大并扩至全国。这并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涉及到晚清时期湖湘士人希图藉其以扶持名教、砥砺世风问题,还涉及到湘人用以提高湖湘文化地位和增强文化自信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分析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来透视上述问题,并反映晚清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