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副刊与1940年代港粤文艺运动

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文艺政策,随着《华商报》在港粤地区创办而得以复制和移植。《华商报》副刊的创办与编读活动,参与领导了港粤地区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吕剑和华嘉等副刊编辑人员,则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文艺活动,为华南地区文艺方言化、大众化的文艺思潮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集中编发方言化文学作品是《华商报》副刊中一个有特色的环节,构成了港粤文艺运动中的重要现象。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的理论突破

与毛泽东"延安讲话"以"政治为中心"不同,习近平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扩大到了文艺创作的各个方面和文艺工作的各个环节,使"讲话"中所涉及到的许多文艺问题都拥有了新的涵义,具有了新的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理论突破及其学术价值在于,在大家所熟知的文学"四要素"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围绕"人民"而开展文学活动的"五要素"说,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图景。     

《讲话》之变:传播学范畴中的文学转型

传播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文学作品社会属性和"审美现实"的关键环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围绕文艺为什么传播、对谁传播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展开论述.政权的保障使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征询"成为强制性力量,作家必须自觉接受<讲话>的指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表达"政治议程"设定的主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宣传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区和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为政治服务"的传播目的、广大读者低下的文化水平和特殊的社会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传播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以及创作模式雷同化的特点,具有工业社会"文化快餐"的典型症候.     

《讲话》与解放区文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与思考

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源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列四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这就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它以新的姿态、新的成就,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的一页。解放区文艺的发生和发展、成就和不足,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痕,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密不可分。因此,对解放区文艺的回顾和研究,正是我们对《讲话》、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再学习,以期使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沿着《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健康发展!     

改造与重塑——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戏子”群像及其功能性特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人面向工农兵作最民间的写作,要让不识字的战士、工人、农民也能通过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等方式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接受者。主流文艺政策对"戏子"的改造与形象的重塑影响深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纲领性的文艺政策统帅了解放区乃至当代文学,也渗透到表现"戏子"生存状态的作品中。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为作家们开拓出另一种表现空间,文学作品中的"戏子"形象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重新塑造。     

《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以三边地区顺天游为艺术基础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新诗民歌化、大众化的标志性作品。此诗有若干版本,手稿本、初刊本、新华书店本、人文本、人文二版本等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这些版本的校释与还原,可以触摸到对应于不同时代的群众口语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内容,也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出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言与思想的变迁。从方言入诗到去方言化,从独尊解放区群众口语到对群众口语的地域分化与悬滞,则是《王贵与李香香》版本变迁中屡经反复的具体细节。     

“走西口”与颇具特色的包头方言

包头方言的形成,与"走西口"移民活动密切相关,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山西方言的基础上,在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后,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具有"西口"特色的新方言。     

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纲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有解放区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百余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是把马克思     

“形式”何以成为问题:延安文艺体式变革探因

延安文艺体式变革除了受毛泽东"民族形式"理论的触发和引导外,还有来自文学艺术自身的内部因素与时代社会的外部因素。其内部因素主要是"五四"文艺体式与延安文艺所要表达的现实内容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无论是延安文艺家所熟悉的"五四"体还是他们不熟悉的"旧形式"都不能满足时代文艺的新需要,创造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文艺体式势在必行;其外部因素主要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空前崛起所导致的文化转型,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张扬是延安解放区的现实文化语境,文艺体式变革正是这一文化转型的结果与表征;同时,文艺体式的本土化回归应和了抗战时期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诉求,这是促使延安文艺体式变革的深层心理机制。     

闻一多“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的演变和形成

闻一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诗与批评》一文,明确地提出“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所谓“效率”,即艺术效果,着重文艺的美感享受、语言魅力等;所谓“价值”,即指文艺的认识、教育功能,宣传作用等。闻一多一方面批评苏联的某些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诗”;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当时的文艺现状“一般都只讲求效率,而忽视了价值”。他大声疾呼,“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认为单独的价值论或是     

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曾向国统区作家传播并征集意见,郭沫若作了"有经有权"的回应,据胡乔木回忆,这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郭的这一观点实际上生成于1940年他对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关于"中国作风"相关论题的评论,是他思考民族形式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这个观点参与到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并引起胡风、向林冰、王实味等人的回应。双方争议在于,胡风等认为,革命之"权"不能离开革命之"经",而郭沫若则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角度,认为文学之"经"与时代之间有内在关联,"经"应具体化为具有时代性的"权"。郭沫若的观点与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内在一致,这是他被引为知音的根源。四十年代,郭沫若及国统区左翼作家的观点,与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是基于左翼知识分子实践经验的结果,在国统区的传播则借助了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家的象征资源;郭沫若等人对《讲话》及创作成果如《白毛女》的评价,经历了从旁观者的评点到自我改造并认同的过程。郭沫若的相关言论对毛泽东文艺体系的最终确立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审美理念的转变,早先的新文学审美体系逐渐让位于工农兵文艺标准,《讲话》从新文艺的权变发展为革命文艺之"经"。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理论力场”与文艺传播研究——洛文塔尔文艺传播研究方法论解析

洛文塔尔针对大众传播条件下出现的文艺转型现象以及当时各种文艺研究方法的不足,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框架,植根于批判传播理论、综合批判理论、传播理论和文艺社会学等建构了一种"理论力场",把文艺传播活动中各要素都放到"理论力场"这个既冲突又融合的场域中进行综合研究,从而超越了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双峰对峙的理论困局,开创了文艺传播研究的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文艺传播理论体系。     

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语言试验

中国方块汉字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是中国历史演变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汉语文学书写工具。声音永远走在文字的前面,晚清以来白话新诗在靠近言文合一方面进步显著,但也难以真正一致。如何在新诗中书写和呈现现代口语,仍是诗人们面临的书写难题。方言入诗作为现代新诗贴近口语化的尝试,在语汇与句式上都有不同诗人群体的探索,具有地域方言的语汇和句式成为不同类型方言诗歌可供辩认的有效标识。为了便于普及化和经典化,不同版本给方言诗歌添加注释,形成了方言入诗特定的版本注释文化。     

《讲话》与《祝辞》的比较研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解放区文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的光辉论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伟大里程碑的意义。《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是邓小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我国新时期文艺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文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我国新时期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坚持和发展,对促进中国当代文艺的全面繁荣和兴旺,提供     

试论艾略特《荒原》中的“非个人化”理论

文章结合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对其诗作《荒原》进行解读,通过对这首诗的分析来阐释该理论的内涵,"非个人化"理论在此诗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其中关于该理论的重要表达手法也贯穿其中。     

张耒“文潜体”的内涵及其对后世诗风的影响

"文潜体"的实质,是张耒通过把唐人风尚、个性援引入诗,寄寓当时政治斗争下的迫害与凄境,彰显由此生发出的人格力量。它既有通过复古"唐风"而"别成一宗"的一家风格,也具有因时代氛围及宋贤精神形成的多元化内涵。这种与主流宋诗异趣的阐释视角,影响了后世诗家对唐风的评价与接受,由艺术效仿转至对背后人事、政治的关注,具有深广的时代风貌。     

明清山东方言前缀“阿”研究

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方言文献中前缀"阿"的使用情况的分析,并以同一时期与山东方言邻境的其他方言中"阿"缀的使用情况为旁证,可以看出,"阿"缀在明清山东方言中已经是一个非能产的词缀成分,在现实方言中已经消失,这一时期文献中的"阿"缀附加式复音词基本上属于用典和拟古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