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负面清单制度与治理的公平正义

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也开启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模式。负面清单制度包含着公平治理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推动市场和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能够促使政府从“命令型”的传统管理转向“公平型”的现代治理。负面清单制度能够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从而为保障治理的公平正义开辟新的制度建设路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路径

经济新常态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而且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新常态下传统的政府施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只有明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创新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同时找准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健全和完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体系,才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而达到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目的。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治经济学

经过一年实践,上海自贸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实践问题引人思考,足以作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予以研究。⑴自贸区有排他性和广纳性两类。广纳性自贸区国际上有着含义有别的不同名称;⑵自贸区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鲜明的市场经济样板,但也离不开行政干预;⑶行政干预是一门需要专家操作的调控艺术。全球经济下,"看不见的手"要允许用足,"看得见的手"要尽量少用,"联动之手"要协调着用;⑷自贸区有两份"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越短越好;"权力清单"越细越好。⑸工商登记管理模式选择"先照后证"制度,是限制权力不当干预的长效机制。⑹自贸区有三个"不存在":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障碍、政策倾斜、所有制歧视。⑺自贸区金融发展推动人民币迈向世界货币:这是一个渐进过程。(8)自贸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将达百万人,需要建设第三代卫星城。把经济效益最高的区域让给入驻企业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接轨国际通行规则 加快中国负面清单管理

文章简要概括了国际通行规则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信息对称、便利进出和市场管理等方面,指出了负面清单是中国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的重要突破口,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竞争公平、对外开放程度、投资管理模式等方面,最后提出中国负面清单管理的对策建议,要健全备案制度,建立透明政府,完善严格、完备、有效的监管制度,改进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     

信息公开下我国责任政府的建构——借鉴英国、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经验

政府信息是建设责任政府的一条有效途径。基于政府信息公开这个论域,责任政府建构的前置条件包括行政理念的转变、健全的信息公开机构、完备的信息公开法律和制度体系以及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借鉴英国、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经验,责任政府的建构需要构建管辖责任明晰的信息公开机构,建设协调型责任政府;构建系统的正当信息公开程序,建设规范型责任政府;构建信息公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设开放型责任政府;构建"参与互动"信息公开模式,建设共享型责任政府;构建"监督救济"信息公开模式,建设保障型责任政府;构建"完备协调"的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型责任政府。     

负面清单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上海自贸区的启示

负面清单作为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开始着手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规则。国外的负面清单制度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无论是多边协定NAFTA,或是各双边协定,其负面清单模式都可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推行中,应对重点行业实施重点保护,将负面清单制度化,使经济开放与经济安全相平衡,使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自由相平衡,使立法与司法制度相结合。     

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定与实施:现状、障碍及对策

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参照。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在探索制定与实施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但从其制度建设和实践成效来看仍存在不足之处。要加快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与实施,就要克服清单内容分散零星、保障措施乏力、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低、传统路径依赖意识过强、清单治理成效不显著、责任主体执行力度不足等多种现实问题。为此,需要采取强化清单设计、健全配套政策、创新推广方式、强化管理手段、提升实施效能、完善监管机制等措施。     

社会信用建设的逻辑及其路径选择——基于国外模式及国内经验的比较与思考

欧美日的信用模式背后隐含着类似的思维特征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等所给出的清晰边界,它们因社会信用建设中的职能定位明确而权利与义务对等。目前我国各地试点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学习欧洲基础上糅合了美日模式中的市场和协会组织经验,是政府推动下的国家、市场、社会协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使原本在他国分界清晰的模式在中国出现了政府嵌入市场与社会,而市场与社会又依赖政府的特点。这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尚待澄清并需要有自己的突破的主要问题。     

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研究

新一代服务贸易毫无疑问已经插上互联网这双"隐形的翅膀"。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服务业演化出新的模式,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等,服务贸易提供不再限于投资形式的"商业存在"模式,"跨境提供"则日显重要。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服务业市场无疑充满期待,其能否介入的关键在于中国对此的市场准入承诺。更为重要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准入转向与"法不禁止则自由"的权利倡导,将给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规制中需要平衡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保护等诸多价值,寻找市场准入开放与国内规制监管的"黄金分割点"注定是艰难的,其中可能存在违规风险,为此有必要关注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之道。     

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及消解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党的报告里提到要推动权力清单制度。当前,不论是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和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中会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消极应对、形式主义;清单本身规范不够、覆盖不全以及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立法滞后和监督乏力等方面。消解这些问题需要从加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领导;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标准化和全面化建设以及加快权力清单制度的专门立法工作和监督机制创新三个方面着手。     

新发展格局下县域营商环境的构建与优化研究

县域营商环境是在县级行政区划内，以县级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影响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外部要素综合体，具体包括县域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基建环境等要素。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链接国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顶层设计提供的政策依据、产业集聚提供的比较优势、消费潜力提供的市场需求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创造了机遇，非正规经济活动与权力寻租的负面干预、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主体需求的期望差距、高效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足则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带来了挑战。由此提出强化市场监管与产权保护、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等优化县域营商环境的相关建议。     

国内外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及借鉴

我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比较松散,有资源型管理模式、资产型管理模式和资本型管理模式;而国外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采用政府和市场并重型管理模式,除了制定严密的行政事业单位国资管理体系和制度以外,还十分注重发挥市场在行政事业单位国资管理中的作用,这对我国逐步完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生态城镇建设中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城镇建设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日渐迫切。在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中,政府和社区是环境治理的两大支撑力量,但是,这种认知定位正在发生改变,市场这一"生态环境破坏的引发者"正逐步引发各界的重新审视。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合理地利用市场路径来解决部分环境问题是生态城镇建设的可行路径。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二元竞争、政府悖论与要素扭曲——基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特征的揭示

诺斯的政府二元悖论认为,政府既有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也有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目标,而后者无疑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在转型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确实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而扭曲了要素市场并引致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中国的实际,构造了一个政府效用函数来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发现地方政府越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国有部门给政府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小,这就会缓解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政府越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要素扭曲就会越严重。此外,由于国有部门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工具,而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竞争,又一定会产生要素扭曲问题。     

职业资格认证市场的英国模式：重塑、特征与启示

建立职业教育供需匹配的市场机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英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职业资格认证市场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近十多年来,通过营造宽松的职业资格认证市场内部环境、培育职业资格认证市场要素、细分职业资格认证市场以及加强职业资格认证市场外部监管,形成了既独立于政府,又接受政府监管的新型的职业资格认证市场。这一市场运行模式表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以颁证组织为市场主体;二是政府监管下的结构化市场;三是以追求效率和创新为主导价值。对构建我国职业教育资格认证市场的启示是：培育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市场要素;赋予培训评价组织以市场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统筹和监管职能。     

政府成本管理环境演进与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研究

与现代企业所采用的间接控制模式相比,现有政府成本管理模式是一种外部预算管理取代内部成本管理的直接控制模式,其成本管理有效性较差。政府成本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受政府成本管理技术环境、激励环境和约束环境的健全程度的共同影响。随着政府成本管理环境的演进,政府成本管理模式将经历外部成本管理模式转向内部成本管理模式,再从内部成本管理模式转向绩效导向的成本管理模式的演进过程,成本管理有效性也将不断提高。把建立绩效导向的政府成本管理模式作为政府成本管理发展的最终目标,可以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成本管理的长期规划和发展提供战略性指导。     

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建构

营商环境和权责清单在性质定位、制度功能、外在形式上存在一致性,这就为以权责清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然而,因权责清单的顶层设计缺位和编制规则混乱,导致我国尚未系统开展以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构.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来说,独立型权责清单远胜于依附型权责清单和一体型权责清单,更加符合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要求.权责清单的外部体系应当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和中国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进行设置,其内部构造的设计应当发挥权责清单的引导、规范、制约、保障和服务市场的功能.权责清单编制规则应当从编制依据、编制程序及动态管理等层面进行法治化建构,以确保其制度功能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