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还是失衡——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思考

本文基于熵值法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城市化水平失衡以及城市化各维度之间的发展失衡。首先,我国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中部—东北—西部”渐次降低的发展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在各分项城市化发展上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其次,我国城市化各维度发展也严重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最为明显,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中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与产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西部地区各分项城市化的水平均不高,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城市化水平过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有效支撑不足。同时,社会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导城市化维度,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进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引导力量;而以人口城市化为主导维度的城市数量最少,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本文还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化”.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传统的城市化水平“虚高”,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的“被城市化”;综合城市化指数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更具内涵,反映了城市化的真实程度.通过对综合城市化效率的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尤其是大城市效率水平较低,而中小城市效率水平较高.通过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高,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低;在效率变化上,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改善均优于珠三角城市群.     

社会民生网络论坛参与者发帖行为的动因探讨——基于五大中文网络社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研究社会民生网络论坛发帖行为的动因,发现:在网络论坛中,网民的论坛参与水平并不平均;论坛认同感、信息交流动机与声望动机是促使参与者围绕社会民生话题发表主帖的显著动因,而乐趣动机和社会支持动机对参与者发表主帖有负向影响;论坛认同感与社会支持动机是促使参与者围绕社会民生话题发表回帖的重要推动力,而乐趣动机同样对参与者的回帖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城市乞讨现象及其职业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乞讨者的数量理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然而城市中乞讨者的数量却大为增加,职业化成为这一现象的显著特征,这一反常的社会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税收、政府支出对我国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霍尔消费理论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1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税收、财政支出对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年税收对东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上一年度税收对西部地区当年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年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上一年度政府支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当年消费却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还是全国整体,投资收益增加对消费均具有区域差异化的负向动态效应。     

股权变动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农村信用社股权改革步入关键阶段,股权结构对农村信用社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日益深入,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农村信用社社会绩效优劣的主要契入点。研究发现:国有法人和银行法人持股比例越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度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前十大股东的银行股份占比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效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郝芬达尔指数对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承受度有负向影响,对普惠金融效用度有正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社会后果分析

文章以实证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表明,社会流动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村民观念转变及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正向功能;同时也显现出了乡村稳定问题、教育问题、村民再社会化问题和流动村民生活高不确定性问题等负向功能.     

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心理问题透析

随着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很多农耕地被征用,失地农民数量骤升,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减少负性社会行为发生,成为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稳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成渝两地部分失地农民的调研和访谈,深入挖掘西部地区失地农民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根据我国实际,提出解决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影响了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养老保险支出则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险支出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负向调节效应,且当人口老龄化跨越门槛值时,养老保险支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减弱。异质性分析中,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养老保险支出的正效应均呈现东—中—西部地区逐渐弱化的趋势;老龄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的促进效果反而不显著。从长远考虑,应尽快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支出体系,促进基金收支平衡,实现地区间养老保险支出与经济包容性协调发展。     

社会网络、就业水平与人民生活质量——基于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质量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利用OECD国家2013-2017年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就业率均对OECD国家人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扩大、就业率提升会显著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因素对OECD等发达国家生活质量影响甚微。同时,提出提升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相关建议。     

股东和管理层的权力博弈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经验证据表明,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当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低时,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东权力的上升会增强会计稳健性;当公司股权集中度中等时,股东权力对会计稳健性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无显著影响;当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时,股东权力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随着管理层权力的增强,会计稳健性提高.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在不同的股权集中度下,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均无显著影响,股东权力对会计稳健性则维持负向的影响祆作用.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来自全国30个省份城镇居民的经验证据

以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以城镇居民为视角,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为：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东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差异研究——基于浙江与贵州两省四县的比较

留守儿童社会化是他们由一个生物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留守儿童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文章作者对我国东西部地区两省四县进行的调研发现,东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社会化、人际关系社会化、教育社会化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区域经济水平、教育投入、社会文化、家长流动特征等,是影响两地留守儿童社会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根据1996-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而滞后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其他时期的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FDI对西部地区城镇就业不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滞后2期FDI对西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创造效应显著.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数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下降,即出口种类和数量的下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边际的负向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种类和出口数量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负向影响.应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稳定国内政策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效应

利用2001-2010年19个主要的入境旅游来源国的面板数据,本文在一个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世界文化遗产变量,以此来验证世界文化遗产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世界文化遗产数量的增加对我国的旅游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种不同属性的遗产类型对外国游客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3A-5A级旅游景点数量规模的扩大对国外入境旅游人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今后应重点以具备历史文化遗产属性的遗产地作为"申遗"对象,以此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分析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文章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探讨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从总量上看,并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同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是对企业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作用。从结构上看,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均能够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和创新效率,其中纵向并购创新效应更加显著;但是纵向并购对创新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横向并购对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从机制上看,并购通过提高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其中,实际吸收能力机制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