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     

空间生产、资本逻辑与城市研究

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而这一空间生产过程又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中国的城市作为世界空间生产体系的重要节点,也是空间生产和资本逻辑的反映,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必须给予应答。本文对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城市空间正义、地理差异与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意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边缘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拾掇索亚《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中介,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气候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气候正义反映人类对气候治理主体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的自觉反思与价值愿景。气候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以及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及资本权力对全球气候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造成了气候正义问题频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构建气候治理的新局面,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     

空间正义视阈下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引领性和先导性作用。交通发展是变革空间生产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是促进空间正义的重要途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阶段的演变，区域空间格局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过程。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是交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空间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新时代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坚持差别原则和综合均衡原则，探索交通发展的空间正义策略，合理运用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促进区域空间交通的均衡发展，缩小交通发展的空间差距，以彰显空间正义。     

基于环境正义视角的城市绿色空间规划

随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快速推进,作为公共福利的城市绿色空间规划所面临的公平性问题日渐突显。应基于分配正义的空间可达性、参与正义的空间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能力正义的空间可用性来构建绿色空间规划正义的多维框架。城市绿色空间规划应追求公平的绿色福利,使之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都市文化与空间正义——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空间正义是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旨归的上海亭子间文化一度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的文化飞地特质兼具包容性和异质性,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青年亚文化———"薄海民文化"。货币、出版和身体的解放力量在文学空间聚合,空间正义成为文学实践无意识层面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亭子间亚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历程则折射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空间权力的转移。     

空间生产与新型城镇化差异空间的塑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本质是一种重塑和优化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生产实践活动。根据空间生产理论,城镇化进程主要体现由权力、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推动,且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城市空间。不同层级的城市空间塑造,与各种力量的博弈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失衡的力量对比与非均衡的参与模式是当前我国空间生产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差异空间"的理念为分析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实践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协作性和文化性的解释框架,未来城市越来越需要达成一种承认差异的发展共识。     

罗尔斯的平等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通过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原则与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原则的比较,提出了以公平的正义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原则。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不仅仅指经济领域的简单的物资分配,还包括对政治权力等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其所要求的正义不仅是一种算术上的平等,而且是一种比率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以义务论为基础的平等正义观,对善与正当孰更优先问题的回答,是罗尔斯构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性前提。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把制度正义作为理论的基本指向,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在承认且允许有不平等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不平等的限制,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庇护关系”与转型时期农村移民的治理——W市农村移民生存策略的空间政治

"社会空间"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权力、空间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可以展现进而分析社会空间的争夺、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农村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新的社会空间调整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并通过行动生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从以往被城市所排斥转变为主体,而传统的庇护关系通过移民的适应性选择得以产生和存在,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在尊重移民生存权和发展的前提下,尝试创新移民社区管理制度,实现农村移民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或许是农村移民治理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城市蔓延中大都市郊区基层社会的秩序生成与维护——基于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着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具有非组织化特征、能够承当秩序供给者角色的治理主体,其合法性源于利益相关者的接纳和认可,权力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权利转让和在治理实践中获得的认同,并据此建构基层微权力。城市蔓延过程中,大都市郊区的空间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叙事规则和秩序供给体系被解构,但因组织化秩序供给主体的缺位而未得到有效的建构。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行使微权力对基层社会进行权力嵌入和权利供给,重构基层社会叙事规则、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叙事空间和秩序供给逻辑,进而推动基层社会秩序生成。同时非组织化利益共同体通过塑造治理权威、加强与政治性治理主体的利益勾连、强化自身的秩序供给合法性、增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措施,来维护大都市郊区的基层社会秩序。     

走向微观正义——一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

在城市社会语境下,城市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域。作为实在,正义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秩序;作为观念,正义是人们对良好、可持续秩序的价值追求与知识确认。宏观正义是一种以上层建筑、政治权力、社会精英为价值基点与合法性来源的正义,微观正义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为生成基础、价值基点的正义。微观正义不仅是一种基础性的关系与秩序状态,更是一种逻辑、价值与情感基点。城市是正义生成与转换的场域,正义是城市存在合理性的价值确认,城市与正义历史互动、本体关联。正义转换史与城市发展史深层互动。在方法论与语境论意义上,正义也就是城市正义,没有城市也就没有正义,反之亦然。正义是一个城市存在与可持续的价值保证,非正义的城市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城市与正义的历史互动中,伴随城市社会的生成,微观正义不断走向前台。从宏观正义走向微观正义,是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必然趋势。但微观正义不会自然生成,需要人们进行自觉的建构。城市化的综合效应特别是其微观效应,将深层推动中国社会的正义转换。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正义转型的希望又恰恰深寄于此。     

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的分配维度探析

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温茨以分配正义为主题,构建了一种新的环境正义理论,认为环境正义的核心关切是当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存在稀缺与过重时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同心圆的理论原则在种际群体、代际群体、代内群体间对环境善物(环境利益)与环境恶物(环境负担)进行分配,可促进三个维度的环境正义付诸于现实。     

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要坚持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要求保障人民的空间权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伦理诉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以多样性为追求。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着空间正义缺失的状况,其基本表征为空间的贫困、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同质化、空间的隔离化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生产的相对滞后、资本逻辑支配空间生产以及集体行为逻辑的存在。因此维护我国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采取三重维度的解决路径,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消弭资本逻辑副作用、破除集体行为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政治思想:以索亚为例

在批判社会理论"空间转向"演进的脉络中,正义概念日益从一种价值和道德判断走向一种政治正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的双向流动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隐到显的过程,诞生了诸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政治学、城市权和空间正义联盟这样积极的中层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之思,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者直接挪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资源,而是需要在西方理论与本土现实之间做一种"嫁接"和创新,回应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空间矛盾和问题,唯有如此,本土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正义才有可能。     

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价值与建构

程序正义是衡量城市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法与步骤实现公众的生态权利。由于认知水平、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等原因,城市生态治理中仍存在程序正义不足等问题。实现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需要承认多元正义观、深化公众参与、规范生态治理、推进生态制度建设。推进程序正义,需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     

从历史建构到城市营销: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策略与逻辑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古城更新实际上是涵盖了物质空间重塑、精神空间营造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空间生产过程。通过对山东省十项古城更新实践的考察发现,古城的空间生产表现为围绕历史建构而展开的古城重塑过程,在"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下,针对古城空间生产的不同维度采取具体的、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而古城空间生产实质上是一个围绕城市营销而展开的权力博弈过程,在"政治—经济"的路径之下,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围绕古城场所改造和业态布局、古城品牌和城市营销、古城空间使用价值等方面运转和冲突。这种路径特征意味着古城空间生产在权力运作中应捍卫不同群体所拥有的城市权利,实现多元协同、包容差异的空间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