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的机制冲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公正审判'一词,在刑事审判阶段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内容,使校辩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化。但侦查阶段,我国始终奉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几千年义务本位的法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地位的实际客体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与国家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没有达到'公正侦查',以至于形成'控'、'辩'前提条件不完备的诉讼结构失衡,我们所期待的公正审判将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此笔者试图在我国侦查阶段引入以'弹劾制'侦查现为支撑的当事人主义侦查摸式,使其与当事人主义趋向的庭审相适应、并且适当做好侦查与庭审之间的衔接工作,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运行体制。     

论侦查的诉讼化

本文把视域集中于刑事诉讼构造的侦查阶段,通过对侦查诉讼化的现实基础、概念特征以及价值基础的探讨,以获致对侦查诉讼化的基本认识,进而提出当代中国侦查诉讼化的可能实现方式,从而梳理出达致司法现代化目标的一条可行途径.     

论卧底侦查程序法原则

运用理论分析、比较的方法将法治国的一些重大原则运用于卧底侦查,试图实现对卧底侦查的程序性控制。分析认为,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对付重大犯罪原则、司法令状原则及个案正义原则可从事前、事中与事后角度实现对卧底侦查的静态与动态的双重控制。     

侦查程序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

非法取证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存在缺陷:侦查目的发生偏倚,强调起诉、审判准备忽视独立价值;侦查价值发生倾斜,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侦查权力也失衡,权力缺乏权力(权利)的监督制约。我国当前应当树立相对独立的侦查目的,形成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特殊三角结构,建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机制。     

侦查诉讼化初论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阶段之一,因此有必要把它纳入诉讼进程,即实现侦查的诉讼化.侦查诉讼化的提出基于人权保障之目的,其特征在于侦查行为被纳入一定的司法审查机制范围中,侦查机关的强制处分权交由中立的第三方行使.侦查诉讼化的价值基础在于自治性、平等性和参与性.实现侦查诉讼化的途径依赖于观念、立法和机构的更新,有助于司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侦查行为可诉性之原理初探

从法理角度、实践角度、域外法借鉴角度等三方面,论证将侦查行为纳入可诉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犯罪侦查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的实施,我国的犯罪侦查模式出现了显著的发展与创新:侦查措施趋时丰富、对侦查权的监督规范机制渐趋完善、嫌疑人诉权保障制度进步明显等。与此同时,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仍然是整个侦查模式中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在有效发现犯罪线索方面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对嫌疑人可适用的强制措施难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对嫌疑人的有关侦查措施尚不够完善健全。对此,应该通过赋予检察机关以机动侦查权等措施使其在犯罪线索发现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强化监视居住的监视力度等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通过增设诱惑侦查措施等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收集犯罪证据的能力和水平。     

美国刑事法上的“紧急侦查”原则及其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

当前,我国正在酝酿制定证据法。其中,通过司法机关签发令状的方式规范侦查行为以及排除非法收集证据的观点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美国刑事法中的紧急侦查理论的分析,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内容、发展过程和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制定刑事证据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的思考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面临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法制环境。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变化,侦查过程中“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的局面令人困惑。为此,要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司法理念,确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使用“柔性”侦查讯问方法,注重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构建“信息引导侦查”体系,从而实现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升级。     

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模式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模式已经基本建立,在实践中,该模式的运行仍然在侦查权配置、案件线索管理、侦查组织指挥、侦查协作、侦查保障、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要真正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目标,必须进一步理顺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统一侦查机构设置、完善线索管理模式和侦查组织指挥体系、健全侦查协作机制和侦查保障机制以及建立有效的侦查监督制约机制。     

论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的构建

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产生的一项新生事物.本文通过对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法律渊源的阐述,重点分析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如何坚持其性质、功能、目标等法律定位,把握权力行使的方向、重点、界限、范围,促进权力行使的成果转化,以减少和消除实践中存在的因对此项权力认识错位导致的工作盲动和权力功能异化,保障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权充分、准确发挥应有功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和引领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发展模式。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在一个核心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孕育和引领下,在相对稳定而持久的社会力量推动下,不断革新和创造,实现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中国模式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体现。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国无证搜查的程序控制

克服无证搜查给公民权利造成不法侵害的有效途径是从程序上对其予以控制：如确立侦查人员进行无证搜查时负有理由告知及表明自己身份的义务;明确无证搜查笔录的必要记载事项;建立无证搜查后应及时将搜查有关情况自动提交司法审查的监督机制;对无证搜查设置非法证据排除及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当事人对无证搜查不服,赋予其有向作出搜查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     

法院模式的中国化过程

法院模式或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开始于近代西方社会.自解决纠纷的法院模式于清末引入中国以来,通过建立专门和独立机构、适用专门程序解决纠纷就成为清末法律改革运动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种机构的改变,牵动了国家权力配置、社会治理理念以及外国经验运用等重大问题,因此,法院模式自引入中国就一直面临并且总是处于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且,它在这一过程中被改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中国.     

德国行政型法院管理模式解析及其启示

德国属行政型法院管理模式.五个横向分权和纵向集权的法院系统与联邦、州司法部相对分权的法院外部管理结构互相作用,以维护法院整体独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院内部审判事务完全由法官掌控,法院内部管理事务则由行政部门决策和执行.法院内部的双重组织属性和二元异质性结构,有利于法官个体独立,以实现司法公正.有鉴于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是:继续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决策权,以构建有利于法院整体独立的法院管理体制;建立法官自律标准及同业集体监督控制的法官委员会制度;再造我国法院的审判和管理制度;确立双重组织属性,并建立异构性的内部权力配置结构.     

警察出庭作证的几个前提条件辨析

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有三个前提性的条件:警察具有证人资格、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我国警察虽然在法律上有证人资格,但缺乏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因此,如要在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并使其有效运作,还需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真正确立起直接言词原则。     

论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修正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旧刑诉法在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方面有诸多不足。新刑诉法根据这些缺陷进行了修正,新增了查封一词,并增加了对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监督规定,将其单独列为第115条。扩充了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范围,增加了债券、股票、基金等新种类。这些新增条款和修正条款的实施,对侦查机关的人权保护意识、侦查能力、执法规范化程度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反贪部门今后执法要更加注重保护人权,提升规范执法水平,提高侦查能力,同时建立内外双层监督机制,促使反贪工作水平迈上新台阶。     

论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有关法律对解决涉外民事管辖权冲突最为有效的措施--协议管辖原则进行了规定,但却存在限制过多的问题.应尽可能减少对协议管辖的不当限制,最大限度地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同时,我国立法还应增补一些其他的能够有效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原则和措施,诸如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不方便法院原则等,以协调国家之间关于涉外民事管辖权的纷争.     

行政公开的程序及方式

行政公开的程序及方式不仅能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公开行为的规范、有序进行,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或实现行政知情权、参政议政权和监督行政权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