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与社会政策的走向

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对维系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明确社会政策应有的发展方向并建立一种政策共识成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上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论转型时期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稳定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逐渐的被分化,产生出新的利益阶层,引起社会各种新的矛盾和冲突;政府要运用“市场”杠杆进行资源配置,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文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已收入分化进入利益分化阶段,形成了以利益集团和强势阶层为主导的刚性利益配置机制,纵观当前我国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势阶层和利益群体对其他阶层和群体进行利益掠夺的反应和结果。如果不从制度和法律上遏制利益群体的贪欲,制约他们的无作非为,压缩他们的利益空间,隔离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那么就不可能遏制中国当前不断扩大的利益分化势头,更无法缩小收入差别,更不能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使社会变得更公正、更和谐,社会矛盾更少的状况中来。     

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

传统福利观念和社会政策因社会变迁而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等新社会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的不平等,形成新社会风险。因此,影响人们福利的因素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五大领域。反思社会公民身份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扩展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并致力于解决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回应这些新挑战的基本途径。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社会政策。     

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及其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社会分化的加剧可能导致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一个问题就是弱势群体的突显。目前的弱势群体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城乡低收入人员等组成,这些人员普遍身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主要体现为"六难",即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医疗难、子女教育难和法律救助难。要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政策的选择与制定就极为关键。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就业政策,二是社会保障政策。     

中国社会分化的悖论及正论达成路径

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历史表现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合化、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低水平循环,社会运行过程表现为趋极端性、中断式平衡及资源的周期性耗散。本文力求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生产功能性分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推进机,自我服务性分化则导致利益分配与生产性功能相背离。公共权力群体和组织权力群体将法理性权力用于自我服务,使生产功能性分化总是伴随自我服务性分化,自我服务分化总是趋于极端化。由于自我平衡机制缺位,革命性的中断成为解决极端化问题的一般方式。然而当抑制自我服务性分化的时候,生产功能性分化也同时被抑制,导致社会进程的迟滞。为此,我们对如何克服这些社会分化悖论和使社会进入正论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政策预期与政策认同及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

社会公正问题,既是社会政策的问题,也是人民心理认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预期和政策认同的问题。如果人们对于正在施行特别是未来将要施行的政策所能给自己的利益带来受益或受损的情况有所准确判断,那么就说明社会具有较高的政策预期值,反之政策预期值就低。而由于政策的调整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任何一项政策的施行都将在实际上导致一些人的受益和另一些人的受损,这就产生了人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倾向问题。这种政策认同程度的高低与政策预期值的高低一样,都将影响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认。     

完善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体系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政策完善与否的首要标准,也是完善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与基本价值取向。社会公正是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依据,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公正的载体和主要手段。社会公正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作用、互为支撑,构成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机制和有效途径。完善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体系,既要以社会公正为核心,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整体建设,又要以对社会公正影响较大的问题作为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重点或突破口。     

村庄转型、社会分化与社区重建

在转型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管理成为当务之急。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细胞单元,社区社会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实践,而社会管理的重点将更集中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矛盾焦点处,如快速城市化进程下的村庄转型,也即转制社区转型。转制社区的治理困境在于:在转制社区的社会肌理中,村庄与社区的过渡性,使其未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来消解利益壁垒;而在基层政府层面,政府对转制社区社会管理走错了方向。必须通过再造社区威权、转变社区风貌和重建社区服务这三条路径来进行"社区重建",以消弭转制社区社会管理困境。     

社会公正的现实探索——《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评介

<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各个群体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社会公正的理念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深入人心。《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46万字)是吴忠民先生潜心社会公正研究十几年的又一力作。如果说其《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5万字)的基本目的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而良性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具备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 ,使各种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 ,同时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括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     

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

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贫困,即在政府主导的各种价值分配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弱势群体的愿望和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真实的反映,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处于政治参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社会公正的实质是社会主体权利的平等性,而转型期弱势群体在政治参与权利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所以解决好弱势群体政治参与问题是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参与、共享视角的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在执政基本思想、执政理念、路线方针和管理手段上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并用"社会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态势述评

学术界对我国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围绕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及对策而展开。在基本认同民间信仰特征的基础上,学术界在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和对策上均存在较大分歧。科学把握民间信仰特征及其态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转型期中国工农利益保障的制度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资源占有极度匮乏的工农阶层利益受损,地位下降。现有工农利益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工农阶层利益被剥夺的情形加剧。本文认为现阶段有效保护工农弱势阶层的利益,主要应该作好两方面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保障工农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避免工农阶层状况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用制度规范利益表达,实现工农阶层的合理利益诉求,整合各阶层利益关系,并最终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均衡状态下的制度均衡。     

政府权威与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权威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们生存需求的多样化,都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对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传统的政府权威形成挑战。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强化政府权威,需要完善制度法规,限定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增强社会凝聚力。     

社会阶层分化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

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良性的社会阶层分化对和谐社会构建有积极意义;当今中国阶层分化中出现的阶层分化不平衡、贫富悬殊等现象,使得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它们对和谐社会构建构成潜在威胁。消解这些不和谐因素,必须在社会整合机制、流动机制、利益统筹和表达机制、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社会认同：分化与再结构

围绕不同时代的社会认同建构方式,梳理了前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整合机制,尤其是两种不同社会的整合机制：“公民权”和“人民”;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社会运行逻辑与新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分化;提出了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认同再结构问题。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