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与香港政制——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三

未来香港立法会的组建、地位、功能、作用及其与现在立法局的关系等，既是近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政制安排问题的争议焦点，也是“九七”后香港政制正常、有序运作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与香港基本法的对比研究，揭示出只有按基本法办事，才能有效发挥立法会在香港政制运作中的特殊作用，广大港人也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民主权力     

所谓《穿鼻草约》历史上并不存在

当前全球华人在喜迎香港回归之际,一定会想起历史上香港是如何丢失的那段屈辱历史.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在1841年1月26日强占香港前,英国全权代表义律曾在澳门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他已与中国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四款:     

鸦片战争与香港割让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在这里休养生息，所谓“荒岛”之说，纯属无稽之谈。英国早在鸦片战争前２００年，已蓄意侵占中国领土。１９世纪初，它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肯定香港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积极谋求占领。鸦片战争中，义律交互使用外交讹诈与武力威胁，于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６日将香港岛强行占领。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中英签订《江宁条约》，清政府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同意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鸦片战争与香港割让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在这里休养生息,所谓“荒岛”之说,纯属无稽之谈。英国早在鸦片战争前200年,已蓄意侵占中国领土。19世纪初,它们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肯定香港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积极谋求占领。鸦片战争中,义律交互使用外交讹诈与武力威胁,于1841年1月26日将香港岛强行占领。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江宁条约》,清政府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同意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林则徐与《滑达尔各国律例》

林则徐在粤任上翻译和运用《滑达尔各国律例》,与义律(时任驻华商务监督)围绕缴烟、惩凶、具结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禁烟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终因义律的阻挠破坏和道光帝对外情的无知而失败。林则徐翻译和运用《滑达尔各国律例》中有关国际法的知识处理国际争端,为清政府在外交中援引国际法开了风气之先。     

林则徐在交凶问题上与义律的斗争

虎门销烟后,由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阻挠英商具结进口贸易,大量英国商船聚泊九龙尖沙嘴一带洋面。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与“曼加勒”号的水手上岸,闯进尖沙嘴村,酒醉行凶,用木棍殴打适逢路过的中国居民林维喜重伤致死。此案发生后,中英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在一段时期内,交凶问题超过了禁烟、具结问题而成了中英外交交涉的主要议题。林则徐对义律拒绝交凶、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动,作了长达数月的外交斗争。即将出版的《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     

义律缴烟考

虎门缴烟毕,林则徐专折奏报缴烟结果,称:“载至四月初六日(按:即1839年5月18日)收清,合计前后所收夷人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按:合计21306箱〈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按:准确数为1023袋。每箱鸦片与每袋鸦片的重量大致相当,为叙述方便,以下箱、袋统称箱)。”据此,150余年来,史家一直以为,义律在组织英商缴烟时,超额完成了自己的呈缴数。义律是鸦片战争的重要策划者和指挥者,战前竭力对抗林则徐领导的缴烟斗争,难     

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考辨

以军事手段封锁一国海岸线,显然属于战争行为。1840年6月22日,英军宣布封锁广东沿海海岸线,也就宣告了战争的开始。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应是1840年6月30日,而不是28日。定海之战中,张朝发受伤而死,应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官。《穿鼻草约》根本不存在,义律与琦善达成的所谓共识也不足以成为英军侵占香港的理据。关于虎门大战前后琦善裁撤军备、不增援的说法可能来自于骆秉章的一份奏折。琦善可能是最先认识到英军能够陆战之人。三元里抗英斗争发生时余保纯应为署广州府知府,而不是广州府知府。在英船沉没的问题上,姚莹、达洪阿确有不实虚夸之词。     

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

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纪念馆里,现保存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献,这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33年12月15日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训令》全文是这样的: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特规定惩治办法如下:     

出卖香港的祸首——琦善

琦善(约1790年-1854年),清末满洲正黄旗人。袭侯爵,官至大学士。19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诬谄力主抗英的林则徐,深得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的信任,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 琦善到达广州后,革除林则徐等人职务,撤消主战派苦心经营的海岸防线,遣散水勇。他对英国人低三下四,屈膝奉承,乃至秘密和英国在华商务总监义律擅自议订《穿鼻条约》(又作《川鼻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香港给英国。慑于人民群众的抵制和主战派的不满,琦善不敢在条约上     

香港专有名词翻译之特点

由于历史上被割裂、地理上被分隔,加之文化发展及方言使用有别,香港在外来语使用方面有其特点,在翻译使用上一方面沿用旧译,另一方面则新译多,其中专有名词翻译方面更是与国内用语异同参半。回归祖国之后,翻译用语异同问题在与内地交流中的负面影响愈加突出。本文拟讨论有关香港与内地之间常见的专有名词英译汉异同问题。     

试析英国割占中国香港的外交政策及其特点

文章主要阐述了英国割占香港这一对华政策及其特点,首先,从中国割占一块领土(香港)本身是英国长时期对华外交的既定政策和目标。其次,英国处心积虑三次割占香港是其在华占领一地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再次,英国割占香港的外交手段随着各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和环境变化发生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最后,在割占香港的过程中,为与其他国家争夺在华权益,英国传统的“均势外交”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港昧普通话”词语使用特征分析

“港味普通话”是普通话在香港流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语言变体,它源于港人在说普通话时对粤普两语中同形异义词的借用和对外来词的借用。与香港本土文化及港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进入普通话使用已成为发展趋势,大量的港式粤语词汇,经由“港味普通话”被内地的人们在普通话中广泛使用,并进入《现代汉语词典》。     

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

香港诗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呈现出越界的特质,一是文体的越界实验,二是文化身份的越界,此种特质与香港文学的香港性息息相关。对香港性的认知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基本起点,但仅仅是一个起点,真正要从文学上把握香港文学,必须将其置于现代汉语文学或现代汉语诗学的背景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必须将香港以及台湾甚至包括部分海外的汉语文学经验有机地纳入,才能建构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与香港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80年代,学者们多关注香港文化的表层内容,集中于对新闻传媒、流行文化的介绍。第二个时期是从1992年到香港回归,研究重心是香港文化的内在特性,香港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借鉴,以及香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实质性突破。第三个时期是从香港回归到现在。学者们注重研究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互动、认同等问题。由于欠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文化研究理论也显陈旧,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研究的深度、准确度都有待提高。     

影响港元汇率的外部因素:来自其他货币汇率变动的冲击

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规模经济体,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港元汇率也经常受到来自贸易伙伴或贸易竞争对手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其他货币汇率变动对港元汇率的两个层次的影响,指出港元汇率与这些货币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必然的关系,并且运用了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为维护港元汇率的稳定,香港当局必须针对不同的影响分别予以应对之策.     

1950—1954年美英对香港禁运的历史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将香港视作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对香港实行了严厉的贸易管制;在对香港贸易管制问题上港英当局表现出来与美国政府相当大的分歧。禁运给香港政治、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香港人民为反禁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由伍廷芳入立法局看19世纪香港华人地位的变迁

１８８０年，华人伍廷芳入立法局打破港英政府机构由英人垄断的局面，是香港华人在英殖民统治下参与管理香港事务的开始，是华人实力增强、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华人地位上升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实力的增强，另外，具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轩尼诗港督给华人参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在客观上成为港英转变对华统治方式的起点。同时，华人参政并不意味着华人获得管理香港事务的真正权力。     

房地产税的改革:香港地区经验与制度构建

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实行土地国有制度与土地批租制度,其房地产税制度是世界上比较完备的地区之一,它的房地产税在保有环节主要体现为物业税和差饷税。借鉴香港地区房地产税模式的相关经验,从征税范围与纳税人、计税依据与税率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完善大陆地区的房地产税制度,以此来解决大陆地区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现象。     

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依据国情,借鉴外国,最终形成现今的机制。内地与香港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域,法律解释制度相异,内地由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其基本特征归纳为:唯一性、界限性、约束性、咨询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三次释法,形态多样,样式不一,但有其共性。"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构想和事业,解释机制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它不损害香港法制,而是回归后香港施行法治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