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城市民众教育馆发展研究——以武汉为中心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民众教育与改造基层社会的中心机构,武汉地区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特别重视民众教育事业,民众教育馆发展较好,特别是在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武汉地区民众教育馆发展活跃,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汉口市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为主体,活动开展丰富多样、工作进展富有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民众教育馆的教育事业设施针对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健康的四方面推进:语文教育侧重于文盲之扫除,公民教育主在训练民众自治组织能力,生计教育侧重生产智能之灌输,康乐教育以破除妨害身心健康之毒害与习惯。尽管民众教育馆所开展的各项服务和各种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其构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则成为民众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民众教育馆承担着普及社会教育、改良民众文化、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功能,它们所开展的服务和活动具有基础性、教育性、社会性、创新性的特点。     

清末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华东地区城市为例

社会教育作为近代中国一种新兴的教育事业,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背景下兴起并发展。文章主要侧重安徽、江苏、浙江等华东地区城市,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教育形式多样,出现倡行白话文,创办白话报刊,成立阅报社,设立宣讲所,建立简易图书馆等方式,颇具规模,影响深远,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变迁,促进城市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及活动述论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实施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它在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时期、繁荣时期、曲折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在各个发展阶段民众教育馆主要采用演说、出版刊物、阅读及其他一些寓教于乐活动满足普通民众的需要,于轻松愉悦中、从社会教育中获益,对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

抗日战争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是全国和全省民众教育的风向标。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在事业、活动的演变和不断调整中进步、壮大,事业实施重心的嬗变、形式的嬗变、手段的嬗变、内容的嬗变以及彰显的电化教育的创造特色为今天的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文化下乡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强制性变迁与自发变迁相结合：清末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实施城乡合一的管理体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政府.到了清末,这样一种城市管理体制开始得到改变,在警政创办和地方自治运动过程中,新型的城市政府的雏形开始建立.清末城市管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国家推动的结果,但也是社会自发变迁的结果,是强制性变迁与自发变迁的结合.     

浅析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的乡村施教

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基于社会责任感和省教育厅的法令要求,设立了乡村施教区,以民众的需要为出发点,主要开展了生计教育、语文教育、公民教育和卫生教育四项工作,促进了当地的进步和发展。     

重庆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巴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构成了重庆城市文化重要的人文传统。基于地貌特征形成的“江一山”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自然传统。重庆城市文化在几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传统与更新、古老与现代的交替,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粱和更生。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移民活动和近代化是重庆城市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巨变的重要因素。     

明代苏州城市变迁与吴门书画——以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苏州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吴门书画的兴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城市版块的扩张拓宽了书画创作想象的空间,长卷山水、人物画大量出现;都市繁华与市井文化的兴起丰富了书画创作的题材;商业兴盛背景下明代苏州城市格局发生巨大的变迁,商人、文人群体在阊门一带高度聚集,吴地书画有了广阔市场需求。明代画家仇英曾寄居阊门并迎来他的书画创作巅峰,《清明上河图》(辛丑本)即是其中之一,为剖析吴地书画的兴盛提供了重要切口。     

公共空间的变迁与城市日常生活——以近代南京茶馆为例

把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城市的研究目标,并非是研究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而是选择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为重要的空间。本文以传统城市文化最有力表现的公共空间之一—茶—馆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微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历史考察,以进一步探究社会转型期间南京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变迁。      

民国时期广东的社会教育行政体制变迁

民国成立后,社会教育行政开始在中央建立,并自上而下,逐渐推及省、市、县、区。在国家和地方的影响下,广东社会教育行政体制历经了起步、探索、定型三个阶段,各级社会教育行政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不断趋于完善,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     

城市维吾尔族婚俗文化变迁——以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居民为例

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婚俗文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正在发生变化。在乌鲁木齐市，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诸如包办婚姻已不存在，自由婚姻绝对占上风；婚礼都在宴会厅举行，婚礼仪式全程摄像等变化趋势。城市维吾尔族中婚俗文化变迁与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相互渗透有关。     

文化与行为——宁夏同心县回族文化变迁的微观考察

本文以宁夏同心县的回族儿童、中学生、乞丐等特殊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同心回族文化变迁进行了微观考察,从而论证这样两个观点:一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文化变迁反映着文化的时代性;二是文化变迁必然导致人的行为变化,而人的行为变化也反映着文化变迁,是文化变迁的内容之一。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近代航运业与芜湖城市的兴起

地处长江中下游要冲的芜湖,是晚清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沿江城市之一。芜湖成为通商口岸后,依靠便利的轮船航运条件,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同时加强与其他沿江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芜湖在19世纪中叶迅速崛起,成为沿江通商口岸的重要城市之一。     

农村宗教文化的存在与变迁——对晋城市金村镇宗教文化的考察

通过考察晋城市金村镇道教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宗教文化具有某些保护和激活作用,农村宗教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对地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农村科技、教育、社保和文艺的发展对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某些抑制作用,但农村科技、教育、社保和文艺发展中的结构性缺失,则为农民的宗教信仰留下了空间。农村家庭小型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单身族的存在,对农村宗教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

社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近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诸方面发生急剧变化的需要,反之也必然对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诸方面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政治的民主化,城市文化的大众化和现代化,城市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化和多元化,也有助于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城市社会环境的改变。     

城市设计与城市文化特色塑造——以潜山县皖文化为例

当前城市设计在城市文化特色塑造上存在着趋同化倾向,要改变这一面貌,对我国城市设计传统文化的回归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潜山县皖文化对城市特色塑造的影响就是一个鲜明的佐证。     

城市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与和谐社会构建——以西安城市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为例

为研究城市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及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综合历史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以西安市为例考察城市居住格局在不同群体和文化互动中的历史变迁,并分析影响这种变迁的各种因素,如行政区划、传统居住区、人口流动、文化互动等。分析认为,应从合理规划设计、注重政策调节、坚持以人为本、健全社会管理等方面考虑,在城市建设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市维吾尔族语言文化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促使新疆城市维吾尔族语言文化变迁的深层因素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双语教育的开展促使维吾尔族教学语言的多元化,从而促进新疆城市维吾尔族文化变迁。党的正确的民族和民族语言政策为新疆和谐语言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基本保证,和谐的民族关系决定了和谐的语言文化关系。     

中古时期阿拉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阿拉伯半岛上的古老城镇发展起来的城市;第二类是由阿拉伯人在军事扩张中建设的军营发展起来的城市;第三类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地区原有城镇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城市;第四类是阿拉伯人在和平时期兴建的城市。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设施比较齐全,具有浓郁的伊斯兰色彩和独特的阿拉伯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