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流变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视界

新时期文学的辉煌,其内在推力是现实主义小说诗学理论逻辑进程的不断反刍.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的演绎,个中现实主义诗学理论之探险,鼓荡着文学本位的一再位移,从而终结了传统现实主义,又锻打着新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新质.     

琢炼与生新:元嘉山水诗的学问化特征

元嘉山水诗的出现,与中国古典诗歌渐次展开的学问化进程正相默契。作为元嘉山水诗学问化的重要特征,创作中的琢炼意识与实践显现出解决"才多之患"的知性自觉,同时元嘉诗人的模山范水之技亦隐含着"以人巧造天工"的惨淡用心。而语言的贵生取僻取向,一方面契合了宋初"厌黩旧式"的心理,另一方面亦适应了元嘉诗人山水游历的个性追求以及山水诗"钩深极微"的摹写之需。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三十年来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研究的有关思考

"形式"本是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在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虽无与之完伞对等的范畴,但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却非常丰富.受"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有搞"形式主义"的嫌疑.研究者们多重视传统诗学内在精神的分析,而对于关涉汉语诗学本体的"形式"则有所忽略.这样,我们对中国古典诗学形式批评的本土特色和内在规律就无法作整体的把握.形式批评研究就是回归汉语诗学本体的研究,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观念的应有之义.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梵语味论诗学和西方诗学比较

婆罗多、新护、波伽等人的梵语诗学味论与西方诗学相关理论,存在很多可以比较探索的地方,如情由论和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味论普遍化与康德的非功利论、新护的潜印象原理与荣格的原型理论、波伽的艳情味和弗洛伊德的原欲说,等等.这说明,在中西诗学比较之外,引入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新维度,将会使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评杨匡汉《中国新诗学》

杨匡汉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论家和评论家之一.他的著作<中国新诗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是集自创十余部专著之精华、历十五年之心力潜心撰写的一部中国新诗学理论建构.全书共十二个部分.     

"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初期象征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开端.它的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然而,这种"移植"和"嫁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通契合性.本文既充分考虑到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于初期象征派诗学思想的渊源性,又面对诗歌的文本现实,勾沉检索诗学理论文献,考查了"契合"、"象征"、"朦胧"、"纯诗"等重要诗学范畴,探源索微,比较异同而总结其中诗学思想"移植"、"嫁接"、演替、嬗变之规律.     

元嘉文学二考

以刘裕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在彭城所进行的饮酒赋诗活动有两次:一次发生在义熙十二年(416)九月到十三年(417)正月之间,另一次发生在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两次活动的主题并不相同.另外,根据谢庄生平以及《月赋》中的线索,本文认为《月赋》创作于元嘉十八年(441)秋天.     

宋孝武帝改制与“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

宋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统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他的改制,除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王通的《续诗》与《诗经》

自孔子删《诗》之后,后儒就为之传注之学,不敢越雷池一步。惟隋末大儒王通能承圣人之业,为之《续诗》。王通认为《诗经》显示了世道兴衰之由,亦可用以修身养性;他作《续诗》的目的一是为了明王道,亦要振兴萎靡的儒学,二是要以诗歌的发展变化展示时代的变迁。同时王通对诗又有其美学认识。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论《毛诗》与刘桢诗歌

刘桢的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丰厚土壤之中。它表现为对《毛诗》文本及其经学阐释的吸收与融合,这种吸收融合不仅存在于刘桢诗歌的意象、语汇、表达方式、艺术思维等方面,使其成为建安诗歌吸收融合《毛诗》的突出典范,而且还催生了刘桢的诗学理论观点,并深刻影响到钟嵘的诗歌理论。     

从山谷词探两宋词风之变

在两宋词风由软至硬的转变过程中,传递此中消息的先行人物当属“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黄词既有豪情快唱之作,亦有婉妙蕴藉之什;而“于倔强中见姿态”,方是黄词真正特色。他援引江西诗法人词,以别具姿态的生新瘦硬、清旷峻拔之作,力纠词中柔婉熟软之风,开南宋词清健峭拔之先声。然而黄词迫踵东坡才悄,言志抒怀,率意抒写,于词之本色便嫌不足。要待同出于江西门户的姜白石出,方能以婉约为宗,兼得幽约典雅与清刚瘦硬之荧,而为世人所认同。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

第三代诗歌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生活方式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意义反映于诗歌,就形成了第三代诗的日常化倾向,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这与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日常叙事情态迥然相异。     

论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披蓑负笠的外表、倚牛吹笛的行为,是"牧童"形象的基本特征.唐诗中的"牧童"有写实、象征两类,后一类"牧童"身上寄寓了诗人对自然人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