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韩非子》中历史传说的编排和运用——兼谈中国古代早期"说体"叙事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韩非子>对历史传说的搜罗和收录近乎是穷尽式的.同时,他运用历史传说的方式又多种多样,把历史传说在作品中的功能尽量发挥到极致.通过对<韩非子>中的"说"字进行辨析,指出以此为篇名的作品与历史传说的关系;总结出<韩非子>历史传说的运用方式、不同文本形态、编排方式和行文规则上的法家特色以及韩非子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文本形态及审美效果之间的疏离与悖反.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依法治国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

依法治国理念,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源流。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以"因顺自然""不可恣意妄为"的法治原则、"与民休息""轻刑薄赋"的法治实践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法治短板为主要特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法治思想;二是以"治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无讼以求"的儒家法治观念;三是以"缘法而治""以法为本"的工具价值、"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壹刑思想、"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张为特征的"治民唯法"的法家法治思想。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兼及“了解之同情”何以可能?

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征

一、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发展的全面性 发展观问题与历史任务和实践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有什么样的任务,实践就以此为重心,形成相应的发展观.二战后,各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到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遗余力地追求工业化,致力于经济增长.但是这条追求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征服自然"为人类服务作为特征,在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理念,即用"发展"代替"增长",从而把追求"可持续发展"提到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对象及其方法论析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特点,在于把人的实践的现实关系作为价值的理论对象并由此建立相应的理论范式,这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变革和科学超越的结果.这种变革,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在学理上把价值的对象从客体的"实体"转为实践的"主体",即"现实的人".按照唯物史观,"主体"作为"现实的人"是生产的,即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价值现象产生于"现实的人"的实践之中,价值的理论对象只能是指人的实践的现实关系.实践的现实关系作为历史事实发生,它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价值事实,对它的认识需要在逻辑上实现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而这个"统一",是马克思通过"主体"内涵的重构和由此建立新的哲学出发点来超越西方传统哲学而实现的.在理论范式上,提出对现实关系的分析就包含了价值关系的揭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命题是"人的发展"或"人类解放".因此,"人的发展"或"人类解放"就是现实关系中的价值向度,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基于辩证法,从事物内在固有的必然联系的本质规定来看,价值就是人的实践展开出来的未来可能对现实超越(扬弃)的发展关系.唯物史观的各种命题或范畴都是蕴含了价值揭示的理论,它们既在"认识"上揭示了价值的规定,也在实践上规定了人的行动使命.     

道德价值的生存哲学阐释

研究价值问题应该采取生存哲学的视角,原因在于价值关乎人类生活意义的实现.道德价值作为一种用善恶评价的价值,与社会人伦关系结构、道德原则和规范、美德能够满足和促进人们所处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有关.因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是历史性地发展的,所以道德价值也有着历史性.而道德价值有一种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衡量标准,在各个历史时代则具体化为当时的“好生活”观念.     

沉思,发展问题与哲学——评《发展: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

沉思，发展问题与哲学——评《发展：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内》尹树广王裕江发展是实践向人类提出的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在自身经济增长问题困扰下，逐步意识到一个规范成熟的世界市场对需求的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挫折和压力...     

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 --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综述

在中国南京召开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围绕"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分七个专题,即亚洲法哲学的新发展、亚洲法治的新发展、亚洲价值观与法律发展、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权力、亚洲法哲学的新领域、亚洲的人权与法治、全球化与亚洲法律发展,从法哲学高度探究了21世纪的亚洲社会发展与法制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机理,对推动亚洲的发展特别是亚洲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自然目的到"人是目的"——康德历史哲学新论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康德批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自然目的论为出发点,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中,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非社会的社会性";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走向永久和平;而康德历史哲学的目的则是从自然到自由的人,从而得出了"人是目的"的结论.正是在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康德建立了他的历史哲学体系.     

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哲学省思

考察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既有人与自然解决方式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实践根源。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可透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达成人类的文化自觉。当代文化哲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在场"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的形成",出场"则反映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真正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目的性的关怀,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自觉及理论表达。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论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及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属于人文艺术学科,而不是什么科学.用科学至上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学,其后果必然是把人当作无生命的东西来看待.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最佳视角是把公民之闻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广泛的博弈关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际政治关系、国内公共事务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特定政体内的政治行为目标与其手段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则是研究与社会类型相匹配的制度规则的价值观.政治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而规则正义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政治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哲学派别的;它所提出的制度价值规范是政治学进行政治行为分析评价的伦理基础.     

党的领导: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

顺应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转变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和目标.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依靠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这是由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优势以及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的前提、方式和任务所决定的.     

哲学就是生活观

把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生活观,既符合哲学对象和主题的发展逻辑,也贴近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本意,同时也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现今时代意义和人类价值。马克思把"劳动"(实践)作为解读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以"劳动"(实践)为基础阐述了关于人的生活世界、生存矛盾、生活意义等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