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

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庆历新政的成败得失决定了以后宋学精神的发展.庆历新政不仅是熙宁变法的先河,而且由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确定了二程洛学的发展方向.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两次改革运动。前者发生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后者始行于宋神宋熙宁二年(1069年),中止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主持者为王安石。这两次改革,前者不到一年便消声匿迹,后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论朱熹对王安石的批判

论朱熹对王安石的批判高纪春自从熙宁年间以来，玉安石即以其新政成为朝野注目的中心，士大夫群褒贬的对象，其身后毁誉也与其新政联为一体，随时势的发展而荣辱沉浮。至建炎南渡，兵戈扰攘中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仍然无法忘记他，士大夫反思北宋亡国的根源，寻求救时济世...     

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

1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学术界大都把熙宁新法看作一个整体,而未能将熙宁法与元丰法分别看取。笔者认为,实际上能够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只是王安石在任时期推行的熙宁法而已。从总体上看,元丰法与熙宁法旨趣相异,措施相左,效果亦绝然相反。其实,关于熙宁法与元丰法的差异,前人已有觉察。元丰进士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蔡)卞等初意,专以熙宁宰相为圣,     

王安石生前毁誉交替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后,受到士大夫截然不同的评价和对待,反映了政治文化对政治评价和政治感情的强制作用。变法前,王安石与士大夫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表现相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受到高度赞扬;变法中,双方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显现出来,从而引起冲突和争斗,并受到猛烈攻击和指责;下台后,王安石的行为表明,他在政治文化上又回到了传统与主流,并重新获得士大夫的肯定。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二程理欲观与王安石变法

二程认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政府自身利益以及急功近利的现象,而且一些推行新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低下,假公济私,由此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二程探讨理欲关系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从理论上纠正改革中的这些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理欲观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反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中国历史是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在宋神宗赵顼的发动和王安石的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进行坚决斗争,使新法前后推行了十六年之久。但是,由于变法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并没有触及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社会经济结构,对造成宋代“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根源的专制皇权过分膨胀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触动。因此,新法虽然推行多年。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心灵深处的痛苦挣扎--王安石晚年绝句解读

结合王安石晚年的绝句,管窥王安石晚年对不幸凄苦挣扎和调和的心路历程,从而明晰封建文人人格分裂的惨烈,这对于封建文人尤其是北宋熙宁以来文人的心路历程的认识不无裨益.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变法与木兰陂

王安石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著名的革新派,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所领导的"熙宁变法",对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陈规旧制进行了大胆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强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所以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所制定的《农田水利法》,是新法中成效卓著的一项.《农田水利法》发布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其实施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     

北宋国情与熙宁变法

关于熙宁变法及王安石其人的评述文章,是近年来宋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许多新老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提出种种洁难,甚至不惜否定王安石。但平心而论,解放以来史学界一度出现的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盲目唱赞歌的现象,也似有失公允。或许有人会引用列宁关于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话,从而认定王安石“改革派”的地     

北宋时代科学技术进展的概况表

简短的结论北宋封建社会的经济,已有高度的发展,对於科学技术有了相应发展的要求。沈括生在北宋的中叶,继承了科技上各方面已有的成就,并且密切地和生产的群众、特别是技术工人联系,因此在综合科学上有了突出的建树。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进步,赞成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运动,力求缓和人民的痛苦,并谋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使他的科技工作和政治军事的措施能够和赏时的要求结合起来。他的历法上的发明,能在熙宁年代中实行,正是得着新政助力的缘故,说明了唯有在进步的政治力量下面,科学才能有正确发展的机会。北宋末期科学不能有更多的进展,是和新政失败及封建剥削的更加残酷的施行有关的。     

引君当道 致君尧舜——二程论格君心之非

二程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接连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君心不正,即皇帝缺乏实行仁政的志向和毅力。格君心之非,不仅可以让皇帝明确实行仁政的责任、权力和可能,而且能使其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并乐于与大臣分享权力、共治天下。作为格君心之非的核心制度,经筵在培养储君和教导皇帝两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格君心之非具有历史合理性。然而,由于格君心之非主要靠皇帝的道德自觉来实现,再加上儒者缺乏制约君权的足够政治权利和有效制度保障,因而难以落实。     

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

司马光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两人却由相知挚友,发展到不相住来。其原因,是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当时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分清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变法问题的是非争执,必须首先探究他俩对时局的估量。因为,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设想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