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的现实误区──《大文章概念论》之一

文章分类的现实误区──《大文章概念论》之一朱广贤文章，作为整个写作活动终端的物化形态──精神产品，其分类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古老而疲惫的话题。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章，其“门”、其“类”、其“体”、其“式”等“形式”上的归属称谓，经过文章自身的沧桑演变和历代...     

文章分类的历史批判——《大文章概念论》之二

文章分类的历史批判——《大文章概念论》之二朱广贤当我们从《文章分类的现实误区》（１）里走出之后，继而面对的讨论课题就应该是文章分类的新体系——“两门八类分”的确立了。但是我们知道，文章分类从来都是一种历史的结果，倘不追溯“历史”，我们便无法面对“现实...     

两门文章的哲学对等──《大文章概念论》之三

两门文章的哲学对等《大文章概念论》之三朱广贤文章分类的“对等”意识，是叶圣陶先生在他早年所著的《作文论》中提出的。他说：“分类有三端必须注意的：一要包举，二要对等，三要正确。包举是要所分各类能够包含该事物的全部分，没有遣漏；对等是要所分各类性质上彼此...     

略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是文体分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它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文学批评史的独立章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体分类,是古人的分类观念、审美意识及体裁嬗变的直接投射。郭绍虞先生曾说:“现在觉得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它的重要性。”“文体分类学不     

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

文体分类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水平。从清代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一方面保持着析类趋于繁密的传统态势,一方面又出现了归并同类,追求简明的倾向,并由此催生了明确的文体归类理论。文体归类观念的自觉及其在实践上的成熟,又促成了清代文体三级分类体系的确立。这对《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传统是一次重大突破,在文体分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与文章分类思想的关系——兼与西方文类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的“文类”与“文体”范畴生成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关于“分类”与“辨体”的思想。前者重点发展了关于文章的“类”的思想,其分类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后者则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类思想的独特品质,“每体自为一类”的文章分类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本位”意识。     

《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序

纵观古代文章分类史，要建立科学的文体学，提出能反映我国文体实际又具有现代科学性的文体分类办法，既要对当前的文体发展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要对国外文章分类方面的研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得弄清我国古代文章分类的发展过程和有关理论，对文体作分级划分，是一种可取的办法。由于我国文体分类问题比较复杂，除了分类学的一般原则之外，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将功用和表现方式结合起来；第二，应采用多级分类的办法；第三，要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必须要有现代性；第四，不能层次太多。分类太繁，不然不易掌握。     

略论秘书分类中的“型”分类

“型”分类是根据“种差”分类法的不足而提出的。“型”分类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能力的重视,以能力结构为依据对秘书人员进行分类。按照型分类法,可把秘书人员分为管理型、智囊型、公共关系型、文字型、事务技能型等五种。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中国现代歌谣研究的分类问题探讨

歌谣分类一直是现代歌谣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现代歌谣学诞生之初,学术界就引发了关于歌谣分类问题的讨论。以周作人、顾颉刚、邵纯熙为主的“六分法”、“歌者分类法”和“七情”分类法代表了当时的三种分类理念。他们的分类方法为当时歌谣研究带来便利,但同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些争议促使人们从更客观的角度认识歌谣分类问题,也为后世歌谣分类体系的建构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著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记载门”“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囊括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进程中堪为典范。就文体析类分合而言,曾氏在赠序、叙记、典志、箴铭、颂赞、碑志诸类的增删取舍上与姚氏异趋。他因持不同的辨体思想和针砭创作的考量,删汰了赠序类;为凸显文章的经世之用,增益了叙记、典志两类记叙史事和典章的文体;又据新的分类标准改易了箴铭、颂赞、碑志类之部居。曾氏的文体分类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对后世文人如黎庶昌、李伟、王葆心、姚永朴、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体分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章”释义

什么叫“文章”?古今不少学者对其作过多方面的探讨,其中颇不乏精辟之见。陈望道先生说,“文章,是一种传达意思的工具”,“用文字传达意思的制作,就是文章”(《作文法讲义》);唐缦先生说,“人类大概都有表现的欲望,用文字技巧来实践这种表现的,就是文章了”(《文章修养》)。这两种观点,着眼于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可称为“表意”说。张寿康先生说,“文章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是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

六朝时期四部分类法的逐步确立,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其影响并非全然是积极的,将文体辨析限制在集部内部进行,反不能产生较为纯粹的文学观念。以当时最能体现文学独立意向的文笔说为例,文笔之分自始即在四部分类的前提下进行,但到了南朝时期,随着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文笔论者开始本于自己的文学观念而此一前提有所突破,但终未能完全舍弃。二者间的矛盾,使得各家的文笔理论均不能贯彻到底,从而无法产生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四部分类对文笔说存在此种影响的原因,是两汉以降文集创作的繁盛所导致的四部分类取代《七略》分类这一过程与文体辨析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而此种影响何以是消极的,则在于早期四部分类法实用色彩之浓重。     

错误分类与作文批改

讨论了传统的错误分类法、原因分类法和诊断分类法等三种分类法，提出了与它们相适应的作文批改策略，即用数码或代号标识错误，面授批改和伙伴校阅。传统分类法是按英语语法和用法的体系分类，其含盖内容全面，给作文批改提供可参阅的科学依据。原因分类法重视造成错误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有利于学生从认知和心理语言学角度排除错误；面授批改是原因分析的有效方法。诊断分类法是根据校阅者识别错误的策略来定义错误，由此把错误分为查询法、直觉法和理解法错误，该法的实用意义在于可通过伙伴评论训练学生诊断错误之能力，进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校阅者     

八类分的科学包举《大文章概念论》之四

中国文章的分类问题，历来为众多学者注重。古代文章从三国时曹丕的“四科八体分”到晚清曾国藩的“三门十一类”，自简而繁，由繁至简，经历了千余年文章世界鼎盛繁荣的检验。到了“五四”之后，现代文章又经由叶圣陶、陈望道等人“五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的追踪认定，发展到现阶段已形成了所谓“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的“四文说”。然而，这一四“文”分的认识并无科学系统的理论基础，造成了在全国大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写作教学圈里无门（科）、类（种）、体（样）意识的种种教研误区。本文承接《大文章概念论》之一：《文章分类的现实误区》，之二：《文章分类的历史批判》，之三：《两门文章的哲学对等》所表述的整体思路，旨在通过八类分的最终界定，完成“两门八类多体分”这一分类新体系的论证，以使中国文章的分类步入科学化、系统化的轨道     

现代逻辑:文体分类原则的科学取向--兼评叶圣陶先生持论的缺失

文体分类是一种逻辑行为 ,任何分类又都是划分的更高形式 ,所以 ,确定文体分类的原则就必须以现代逻辑关于划分的所有规则和分类的更高原则作为科学的取向。叶圣陶先生早年关于文体分类的持论存在严重的缺失 ,我们也必须以现代逻辑科学为准绳重新进行理性审视。     

论清儒分类

清儒对图书分类的作用和意义认识深刻,编出了数以千计的图书分类目录。他们在大量图书分类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分类法,最终编出了内容全新的分类法,同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古典图书分类学理论。     

南朝文体分类的思维特点

南朝时期,文集的编撰空前兴盛,这些文集的编撰可以说是南朝人对文体分类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南朝人在文体分类上的某些共同思维特点,其中以《文选》的文体分类最有代表性。从《文选》的文体分类来看,南朝的文体分类主要体现了两个思维特点。一是唯题是从,二是约定俗成,也有二者交织的情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显示出南朝文体分类重名轻实的倾向,同时又充满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特色,幼稚中不乏深奥,粗陋中也显精妙,符合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