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因与公诉事实：效力评析两种公诉方式之

起诉制约裁判,是现代不告不理原则的基本体现。在起诉方式上,英美法系采用诉因制度,大陆法系采取公诉事实制度,两种起诉方式在公诉效力方面存有差异,尤其体现在法官变更罪名之裁判权方面。两大法系起诉方式与公诉效力的差异主要源于诉讼理念以及诉讼制度的不同。我国在公诉效力问题上尚缺乏明确立法规定,实践中法院越权裁判时有发生,确立公诉效力原则很有必要。     

不起诉的效力与公诉转自诉疑难问题探究

不起诉决定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没有从实质上破坏不起诉的效力。应当限制被害人滥用自诉权以维护不起诉的稳定性。法院对公诉转自诉案件的判决应当尊重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公诉转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以刑事诉讼法第 1 70条而不是第 1 4 5条的规定为依据     

试论建立公诉变更制度的必要性

法院自动变更起诉罪名甚至起诉事实的做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实。笔者以为，这种由法院白行变更起诉罪名和事实的做法，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违背了公诉权与裁判权划分的最低界限，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抗式诉讼模式，这一模式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控审职能分离，如秉再允许法院以职权直接改变指控，这种职能分离必然受到损害，造成一定程度的自审自理。因此，有必要建立公诉变更制度。     

论法院变更罪名的有限权及程序构建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有约束力。但法官的中立地位以及全面听审使法官有可能重新认定起诉罪名。由于裁判权高于起诉权以及起诉效力不可分原则,法官基于同一事实而变更指控罪名属于裁判权的应有范围。法官变更罪名应当遵循起诉效力原则并适用告知变更程序。     

论行政公诉

行政公诉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进而在根本上维护公民的个人利益。因此,对于纳入行政公诉的案件范围的理解不宜过于机械和窄狭。而且,行政公诉只能是"为民告官"而不能是"官告民",否则将会陷入"以法治民"的非法治状态的危险。     

刑事一审罪名变更程序刍议——交涉性程序机制为基础的程序设计

无论根据公诉事实理论,还是当代的诉因理论,在审判中均允许法院一定条件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进行变更.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对刑事诉讼中的罪名变更程序有借鉴意义.在罪名变更程序设计中,应注重辩护权的保障和审、控、辩三方的意见交流.     

仲裁协议变更与转让效力的法理分析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就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民商事纠纷提交仲裁的合意,它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对已经订立的仲裁协议进行变更或转让,不仅会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还会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理上对仲裁协议变更与转让的效力问题进行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正当性研究及制度构建——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情况,其中很多变更都未经控辩双方辩论,而是审判机关根据自己理解而作出的裁判,这样的裁判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本文主要论述了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变更指控的各种情形,并对其正当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利为视角对我国的变更指控制度进行了构建,将变更指控分为不能变更、直接变更及协商变更三种情况,并逐一论述了各种情况的条件和程序.     

论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情势变更发生的因素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合同履行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情势变更早已为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认可并日益被重视,因此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深层研究也日益迫切.就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对合同法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追诉时效

对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进行分析研究 ,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作为应对该两类案件规定不同追诉时效的直接原因 ,并阐述了如此规定对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的重要意义 ,最后提出对现行有关立法进行修改的建议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对公诉转自诉问题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解决公民告状难问题和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本文分析了该规定在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并对解决措施进行了探讨。     

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质疑与建构之思考

公诉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衡量案件能否进入审判阶段的一个判断依据,因此其标准的高低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两大法系的主要法治国家在公诉证明标准上有着科学而条理的阶段性、层次性,而我国在公诉证明标准上则一直是坚持公诉证明标准与法院的有罪判决标准一致,因而诟病诸多.本文即是从这个角度来展开论述,以求重建公诉证明标准的新模式.     

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合并审理的程序运行

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合并审理时,应当以公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为主干,以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为补充;对案件中部分内容起调整作用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应当对全案起调整作用。在第一审程序中,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都应当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则全案应当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可以分别适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则全案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第二审程序中,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都应当采用开庭审或者书面调查结合审的,则全案应当采用开庭审或者书面调查结合审;如果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可以分别采用开庭审或者书面调查结合审的,则全案应当适用开庭审。     

公诉制度的效益价值分析

随着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法律程序中的效益因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富有代表性的过滤机制,包含着丰富的效益因素。因此立足于我国公诉制度的实际,借助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公诉制度中的效益问题,对促进刑事公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着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也谈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总体看,被害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仅与同为诉讼当事方的被告人相比显得薄弱,而且与其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匹配。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事人,不享有完整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我国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也符合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还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也是国外实践经验的借鉴。在具体设置民事公诉制度时,应当明确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条件、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提起的方式,理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几种关系。     

公诉制度的利益衡平论

在现代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支配下 ,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构成了公诉制度中三种基本利益 ,对任何一种利益的保护过分上扬或萎缩都有可能导致诉讼客观、公正、民主的离去。因此 ,一方面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公诉制度追求利益衡平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 ,代表国家利益的公诉权需要制约是公诉制度利益衡平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公诉制度利益衡平实现机制同我国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基本上是适应的 ,但是 ,在强化对辩护方利益的保护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于公诉案件撤诉的几个问题

公诉案件的撤诉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和诉讼经济原则;撤诉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应在法律辩论终结前提出并说明理由;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撤诉申请进行司法审查,听取被告人质疑意见;公诉机关撤诉后诉讼程序终止,不得再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