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发展及相关问题初识 --从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微观视角看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音乐史上 ,乐律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 ,明时朱载土育创制了十二平均律 ,说明在乐律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但遗憾的是朱载土育的十二平均律被束之高阁 ,无人问津。这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诸如雅音乐、民间音乐、音乐美学和音乐的功能密切关联 ,从而限制了其被应用、推广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管子》音乐思想研究

《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并受到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全书有十多篇文章论及音乐,内容涉及乐律学、美学等各个方面。研究《管子》音乐思想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重要意义。     

论姜夔《大乐议》的音乐美学

学界从文学视角来研究姜夔的诗词格律者颇多,而关于姜夔的音乐思想却少有人提及。《大乐议》充分体现了姜夔复兴礼乐制度、改革雅乐及乐律、强调统治者应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在探索音响学和声乐学理论上的新见解等音乐思想。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大乐议》也体现出不重视民间音乐的缺陷。以姜夔为代表的音乐家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也促使后世对日趋僵化的礼乐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韵律与生命——《太平经》中的音乐治疗观念

《太平经》是东汉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从音乐养生这一角度入手,解读和阐释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早期医学知识,很有必要。《太平经》不仅记载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道教音乐理论,而且对乐律与人的身心健康的关系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些论述不仅反映了汉代医学的理论水平,而且对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苏祇婆与龟兹音乐的东传

苏祇婆与龟兹音乐的东传王嵘苏婆是我国北周时期人，出生于龟兹（今库车）一个音乐世家，其祖辈是龟兹艺坛的琵琶高手。苏婆自幼随父亲学习乐律，精攻琵琶，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公元５６８年周武帝时，苏婆随突厥皇后阿史那入长安，开始了他传播琵...     

商代的乐器

从卜辞与出土实物资料来看 ,商代的乐器包含了击乐器、管乐器、弦乐器等三大类二十余种 ,可谓“八音”齐全 ,并有专职乐师在用场地举行演奏及专业的学校进行教学 ,而其乐器的制作也犹为精良 ,特别是音高标准器的出现 ,标志着古乐律体系的初步确立 ,可见当时的音乐发展已渐趋成熟     

教坊、钟鼓司、乐户与青楼

明代之钟鼓司、教坊、乐户与青楼是联系中国雅俗文化的重要枢纽。钟鼓司、教坊是明宫廷演乐系统的中杻,承担着宫廷音乐、演剧、舞蹈等乐舞的组织、编排等任务。两京乐户隶于教坊司,应礼部调配以承应宫廷宴乐、庙堂礼祭等活动。明代乐户因其精于乐律歌舞,上达于禁廷宫闱,下通于下里烟花,故为明代之＂钟鼓司、教坊、乐户与青楼＂这一文化动脉注入了新鲜血液。     

作家和教育家浇灌的花——读《潘先生在难中》

<正> 《潘先生在难中》是我国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写的短篇小说。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在“五四”以后的作家里,他是以描写小市民的灰色生活著称于世的。他的《潘先生在难中》,是很能够代表他早期小说创作特色的一篇力作。这篇小说以发生在南方某小市镇的军阀混战为背景,在由战争造成的整个社会生活动乱纷扰的广阔画面上,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一个小市民习气十分严重的小学校长潘先生的形象。小说以冷隽有力的笔触,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描写,深刻展现了潘先生的庸俗而卑琐的内     

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的结构初探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十二木卡姆>为代表和主体,除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区之外,<十二木卡姆>在和田地区也曾经广泛流传.它与喀什地区流传的各种版本一样为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在乐律乐调、节拍节奏等音乐形态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在篇幅、结构、沿用乐器等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文章即是对该地区<十二木卡姆>结构的初步探研.     

论雅趣

从正的、合乎规范的、高尚而不庸俗的美的事物和行为(文艺创作、文艺鉴赏、环境布置、习惯爱好、言谈举止等)中显出的审美情趣,称之为“雅趣”。 中国古代美学很早就对“雅”推崇备至。古代帝王祭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的乐舞,即名“雅乐”。例如周代的雅乐(天舞)儒家把它奉作最高典范,认为它的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历代封建统治者取得政权后都循例制作雅乐,以歌颂本朝的功德。雅,也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在《诗经》中,它是一种具体的诗体,后来又     

从文化传统视角审视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之路是一个逐步褪去宗教圣衣又换上了世俗布衣的过程,在钢琴音乐的此番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实用理性"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将源自宗教语域的钢琴音乐从天国引向了现实具体的社会生活,进而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时至今日,实用理性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于这一思想根基,对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进行再审视,这无疑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与传播。     

中国传统民歌在韩国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传统民歌是指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传统歌曲。根据韩国《音乐教育课程标准》(2009修订版),韩国现有18种中学音乐教科书收录了中国传统民歌,并将其纳入到了韩国学校音乐教育中。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民歌在韩国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不仅能够了解和探讨韩国中小学音乐教师与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韩国的推广与传播情况的研究,探讨和推动中韩两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论清中叶经学家凌廷堪的戏曲观——兼论清代乐学、礼学与曲学之互渗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学派礼学和乐学大家,他在戏曲理论和戏曲乐律学研究方面也成就卓著,而其戏曲思想和戏曲研究又深受其礼学和乐学思想的影响。凌廷堪的戏曲思想和戏曲理论集中体现在《论曲绝句三十二首》、乐律学著作《燕乐考原》和词集《梅边吹笛谱》中。他的戏曲观与他的学术观、文学观有着同构性,均表现出来崇古、崇雅、崇“礼”和重视格律的特点。     

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如何看待中西音乐的关系

“中西方音乐关系问题”仍是中国音乐学界最大的争论话题,一种观点是肯定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应如何完整保留其本土音乐文化,就此话题,表述自己对中国音乐发展的看法。     

民族音乐治疗的医学思维和艺术思维

民族音乐治疗是医学与艺术的融合,是音乐治疗的分支,是一门交叉学科。文章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出发,以建立医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方式,为民族音乐治疗发展找到理论依据。从现代和古代的医学中探寻艺术的应用,从民族音乐研究中,探寻医学与艺术的融合,从神经美学研究中论证神经元对音乐审美的影响,建立音乐治疗的医学思维。在音乐理论研究与生产生活中找到医学的实践依据,从古书和少数民族史料中找到医学传承,从“意“”象”中又证实民族音乐治疗在中国文化环境的思维演变。治疗中的艺术思维来自音乐本身的美学特征,音乐不是生命体,但音乐的节奏、旋律、音高以及调式、调性等整体结构,能给人以美感,能将各方矛盾调节到平衡状态,反映出人的生命运动,这就是音乐的生命现象。因此,建立起民族音乐的思维范式,既能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又能促进民族音乐治疗新理论的构建,有利于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符合当下“大健康”理念。     

也谈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

本文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从西方音乐研究中国学者的学术角色再定位、方法论选择的开放性以及对音乐生活的现时性关注等三方面展开探讨,阐明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的当代学术走向,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群体正在不断开阔自身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的疆域,在围攻之中寻求着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不纯正不作为犯等价值性探析

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刑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对其进行处罚是按照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如何实现不纯正不作为犯和作为犯之间的等价值,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学说起源的考察和对等价值性性质的认定及判断标准的分析探讨,认为等价值性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其在犯罪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应当从作为义务之外进行认定其性质。在对等价值性进行判断时,应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采用构成要件标准进行认定。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西周音乐教育制度中审美意识的萌发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对音乐的论述多从政治、伦理、哲学等层面综合阐发音乐的意义.周公建立初期,建立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并在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音乐教育学校.中国美学思想理所当然是以西周的哲学观念、礼乐文化为胚基而生长发育的.这使中国美学充满一种易准天地、弥纶大道、参赞化者、契合真宰的生命精神,充满一种生气贯注、蓬勃旺盛的生命动力.在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制度中透露着对生命个体的关怀,教育中显露出西周时期审美理想的追求.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音乐教育制度、审美意识以及和现当代音乐教育的联系进行简述,旨在从西周时期的音乐制度中梳理出处于萌芽阶段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