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兼论贸易开放度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将市场分割引入企业生产决策过程,构建模型研究了国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我国省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在采用修正的市场分割指标、考虑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延续性,以及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市场分割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面影响比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要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要小。市场分割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和抑制研发创新这两个渠道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降低贸易不确定性,有助于减小市场分割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作用。未来应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形成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从而突破我国在全球低端链上的路径依赖,实现“中国制造”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文章首先通过拓展一个可变加成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刻画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全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等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纯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对纯一般贸易和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或不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提升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中国制造业在迈向中高端和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过程中,始终要重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此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中国出口附加值率的产业特征及其演进路径分析——基于核密度函数分解技术

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应用核密度估计及其分解技术,本文分析了中国加入WTO之后,各产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中国各产业出口附加值率经历了先快速下降、再适度反弹,而后趋于平稳的演进路径;但三大产业的出口附加值率在演进方向、力度、强度和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三大产业出口附加值率动态演进的首要原因在于均值效应,其次为残差效应,效果最小的是方差效应.因而,促进出口附加值率增加既要推进各产业的整体发展,又要兼顾不同产业的个体特征.     

高技术产业专利质量、专利保护强度与企业绩效

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对于二者之间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尚缺乏大样本实证分析。利用2009-2016年全国30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分层回归与分组回归的方法,探索了高技术产业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专利质量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专利保护强度正向调节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专利保护强度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具有较强的调节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专利保护强度对专利质量与企业绩效具有较弱的调节效应。     

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与比较优势：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

本文利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和GVC显示性比较优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U型关系。引入国家组别交互项后,在促进国内附加值出口和提升比较优势方面,全球价值链对参与率较高、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发达国家的影响要强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参与率较低、处于价值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同水平的发达国家。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表明,GVC参与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应积极融入价值链生产,并且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这将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获取较高的出口本国附加值收益和实现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对高收入国家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大;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还能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和激励研发创新两种间接效应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作用。此外,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还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文章最后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有益的思路。     

美国商业方法专利质量问题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分析了产生商业方法专利质量问题的原因，介绍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促进法》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方案，最后结合我国国情，指出我国采取商业方法专利保护模式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在确立专利审查标准时需考虑的因素。     

食品安全标准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

通过使用61个出口目的市场对59种HS6产品所规定的267种农药成分最大残留水平数据,构建了度量目的市场相关产品食品安全标准相对限制性的指标。使用企业层面HS6位细分产品的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食品安全标准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国食品安全标准严格程度的提高,总体上显著提高了我国企业对该国出口相应产品的质量,但这一效应因进口国收入水平及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高收入经济体食品安全标准的提高,显著促进企业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进口国食品安全标准的提高,对低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较大。     

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服务出口贸易利益分析

本文基于2016版WIOD①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视角对中国服务出口贸易利益进行重新测算,并与传统统计方法计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利益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从贸易增加值视角看,中国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近40％,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但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是中国服务出口的主导行业;除汽车、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除保险、养老基金外的金融服务,陆路运输和管道运输业,法律、会计及管理咨询服务占中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约为60％,服务出口结构失调.(2)传统统计方法计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利益小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法计算的服务出口贸易利益,同时传统统计方法高估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中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性,低估了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中国服务出口中的重要性.     

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是促进我国商品出口的一项重要措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成为调节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手段。选择纺织品和钢材这两大类近年来出口退税率调整较为频繁的商品,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出口退税率调整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

利用“2012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 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将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采用 OLS、Probit 和中介效应等估计方法,考察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三者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将税 收营商环境划分为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两个维度衡量,发现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均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企业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上充当着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潜在的 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成立。 基于此,从税收营商环境方面提出促进企业出口的建议。     

出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002～200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国际市场上来源于不同工资水平国家的产品市场份额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工资国家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来自高工资国家的出口竞争促使我国企业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发现,高工资国家出口竞争与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而资本密度和研发投入与高工资国家出口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协同提升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显著。     

基于人民币升值的船舶出口业影响研究

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运而生,这一汇率变化必将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船舶出口业发展喜人,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并有着继续壮大的趋势,但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以及船舶出口业的特点,决定了船舶出口业必定要受到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在整个贸易大环境下,船舶出口业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才能正确把握船舶出口的前进方向,运用有效的措施来巩固并促进船舶出口业的发展。     

中国主要出口商品汇率传递的国别比较——以美国和日本为例

在计算研究中国主要出口商品的年平均单价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基础上,控制国内生产者价格,实证分析了中国10种主要出口商品价格在美国和日本市场上的汇率传递情况.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研究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相对于日本市场低;中国出口到美国和日本两个市场上的研究商品中,工业品的汇率传递程度较低,而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的汇率传递程度有高有低,差别较大.     

出口、产品质量与劳动收入占比

根据Stolper-Samuelson 定理,作为劳动力丰裕型经济体的中国,伴随着出口的日渐增长,劳动收入占比应有所提高,然而中国却出现了与Stolper-Samuelson 定理相悖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在考虑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以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全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四个层面就出口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出现有悖于Stolper-Samuelson 定理的现象,主要原因来自于东部和中部的推动,而西部地区的出口符合Stolper-Samuelson 定理.     

中国海员劳务输出供需模型及中介收费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介高收费对中国海员劳务输出业务的影响,提出了开放中国海员劳务中介业务的构想,以期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海员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制度质量、人口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和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显得尤为紧迫。在阐述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通过减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道德风险及不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制度环境中地区腐败通过提高经济主体遭遇“敲竹杠”行为的风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及法律制度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质量结构通过增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口数量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