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纳西族家族文学

[提要]明清时期纳西族文学家族兴起,出现了丽江土司木氏、大研桑氏、大研牛氏、大研杨氏、石鼓周氏、黄山杨氏、束河和氏七个文学家族,共计三十人,一门能文,簪缨彩笔。其形成原因与当时的自然生态风貌、政治制度的推动、文教事业的发展、文学家族家庭环境四个因素最为密切,纳西族文学家族创作颇丰,文学创作较为全面,民族特色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明清时期纳西族文学家族贡献卓绝,既为纳西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又利于保存、弘扬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为我们进一步阐释纳西族文学家族的内在核心创作价值提供了宝贵经验。     

海源阁杨氏目录学思想述论

杨氏海源阁以收藏宏富精善而著称于世,但其主人不惟收藏,对藏书亦勤于整理研究,编目著录,尤其是在目录学方面,颇有创获。杨氏在编目时于各个环节上突出版本特点;通过类目设置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编年目录的重要性。杨氏在目录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杭州丰华堂藏书考

１９２９年夏，清华大学购买了杭州杨氏丰华堂藏书５７２０种，４７５４６册，这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建馆以来所购古籍的最大一宗。杨氏父子两代穷搜极采，是近代史上江浙地区有名的私人藏书家，他们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功不可没。丰华堂藏书琳琅满目，珍品杂陈，为清华大学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员做出了不少贡献，至今仍为教学提供着丰富的材料。本文考察了杨氏父子的生平及藏书事迹，追述丰华堂藏书售归清华、化私为公的历史，并简要评介其藏书内容及藏书特色     

丝网版画《窗外》的视觉效果

丝网版画与其它版种具有很大的差别，更具灵活性，这样就给我的创作提供了表现其语言、思想内涵、风格的各种方式，也扩展了我创作的创作空间。在丝网版画中使用综合媒材主要也是指如何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寻求表现方法上的多样结合。丝网版画作为版画家族中新的成员，可供研究和探索的空间很大。文章主要以丝网版画为例，结合我的毕业创作中的问题和解决结果，阐述了丝网版画的特征及个人情感的表达。关于版画语言的情感表达，丝网版画创作中的偶然性和二次创作的处理都做了说明。     

谢灵运与家族成员交游及其文学

谢灵运与谢氏家族成员的交游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有重要影响。此前学界多聚焦于谢氏家族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未足以认清谢灵运与谢氏家族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即：在与谢氏家族成员的交往过程中,谢灵运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从内容到文体及文学观念的突破。同时,谢灵运自觉地组织文学集团,活动领域由门庭扩大到山泽,成员上也打破了宗族子弟的界限,有效地促进了家族文学的开放性和变异性。     

试论《在昔篇》在古文字书法学研究中的意义

清代学者杨沂孙的《在昔篇》是古文字书法学上的重要文献,是古文字书法学独立成科的重要标志。杨氏手书拓本对这篇流传极少的文章进行了录文,从而为书法学特别是古文字书法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为杨沂孙的古文字书法学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初步总结了古文字书法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明确提出古文字书法的创作要与古文字的研究相结合;古文字书法学的研究要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相结合;古文字书法的研究和创作要取用新材料,用不断发现的古文字材料来丰富古文字书法的创作。     

中古弘农杨氏发展再评述

中古弘农杨氏为北方大族，但却并非汉魏以来杨氏之旧门。此支杨氏因与文明太后之特殊关系而兴起，为了使其家族跻身一流高门之行列，除过伪冒高门之外，建立优美之门风也是其重要举措。此外，在发展道路上，杨氏选择了“文武兼重”的策略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实践。     

金代临潢杨氏家族考述

辽末金初,临潢杨氏家族通过科举起家入仕。入金后一度发展良好,至第九世时更有杨伯雄、杨伯仁等人在海陵、世宗两朝逐步跻身金权力中心。至第十和十一世时,家族成员虽然仍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但仕履不达,未能如前代一样跻身于金权力中心,面对金末政局的动荡,临潢杨氏家族的衰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论巴赫音乐的多重风格特征

文章以西方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复调音乐大师约·塞·巴赫及其音乐创作风格为研究内容,论述巴赫在继承巴洛克时期复调音乐、开启主调和声风格乃至近现代音乐思维的音乐创作中所形成的多重风格特征。从历史的视角提供了认识巴赫及其音乐风格较为广泛的文献背景与史料知识,为研究巴赫的音乐文献,把握其创作风格,提供理论依据。     

张恨水散文创作略论

通过对张恨水散文创作情况的全面统计及分类分析,指出其散文创作应如小说创作一样,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从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创作等方面,总结了张恨水散文创作的成就,尤其以艺术散文《山窗小品》为代表,阐释了其冲淡闲适、注重趣味而又言之有物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     

关于秀山杨氏土司的几个问题

秀山杨氏土司为唐末诚州刺史杨再思之后。其民族成分为土家族。而同是杨再思后裔的杨姓族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成分,这无疑是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结果。秀山杨氏族人的字派主要采用“再政通光昌胜秀”七字轮转,而其他地方杨姓族人则纷繁复杂。秀山杨氏土司治下的土兵在明代及清初,多次奉征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并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过一定贡献。     

RFID技术对供应链收益的影响研究

以一个制造商与两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为对象,基于链上成员是否应用RFID技术,建立了两种情景时链上成员的收益模型,并探讨了采用RFID技术时对链上成员收益的影响,最后得出了供应链成员共同采用RFID技术时的协调策略。研究表明:供应链成员采用RFID技术后,当标签成本控制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时,有助于促进整条供应链收益的增加;通过供应链收益协调策略的研究,还得出了供应链成员间转移收益的适当系数,这为供应链企业采用RFID技术提供了管理方面的启示。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舒伯特艺术歌曲《岩石上的牧羊人》解析及演绎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舒伯特作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奠基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他赋予了这种体裁以全新的艺术内涵。文章以舒伯特晚期为女高音、钢琴与单簧管所作的艺术歌曲D.965《岩石上的牧羊人》为研究对象,从其艺术歌曲创作成就及本曲的创作背景、作品分析和演绎三个部分来进行探究,为正确地演绎该作品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海源阁藏书精品述略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我国晚清著名的私家 藏书楼，以藏书宏富而驰名中外。 在海源阁藏书中，杨氏视宋版“四经四史”为镇阁之宝，别辟书室以珍藏，额其室名为“四 经四史之斋”。本文对海源阁所藏“四经四史”做了详细介绍。     

修渠与招垦：治术、策略及其实践——兼论民国初年杨增新治理新疆之道

杨增新的思想渊源极为复杂,但其内政的理念可概括为：务农本、重吏治,保民利、尚节俭。基于此理念,修渠垦荒以安插流民成为他治理新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修渠和招垦中,杨氏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在修渠与招垦经费的多种来源中,主要运用的是财政扩张手段,故而杨氏极为关注纸币的信用问题与水利投资的收回。他倾向于向贫民平均授田,反对富户、地方官兼并土地,从而强化了国家——小农的社会结构。总体上,其为政的思想、策略及实践,体现了对国、官、民三者关系的把握与处理。     

论《施注苏诗》的邵长蘅补注

清人宋荦购得明代毛晋原藏的宋嘉定刊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由诗人邵长蘅整理。邵除删节尚存的三十卷原文之外,还与李必恒对所缺的十二卷进行补注。邵长蘅将补注的重点放在典故的出处方面,指出注苏诗之典是一大难题,并对引诗注诗的风气持保留态度,所补典故出处往往早于宋代的苏诗类注本,还补注了类注本完全失注或不够全面之处。邵长蘅还进一步辨正了类注本的错误,首先批判了分类体例,继而又撰《王注正讹》,驳正了类注本所引之文与原文不符、所引篇名不正确、因附会苏诗而改动原文、所注与事实不符等错误,但同时也存在误驳旧注、持论过苛、态度偏激、学力有限等失误。     

深掘民族灵魂的源泉——论《时与潮文艺》创作小说

《时与湖文艺》作为抗战后期重庆文坛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其创作小说在人性主题上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多样性的展示。不仅吸引了一批知名作家为其撰稿，更为大批青年作家提供了创作园地。《时与湖文艺》的出现，推动了中国抗战后期文坛的发展。     

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

"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文革期间华北地区的地下诗歌写作群体,其写作主要成员都是后来活跃在诗歌界的诗人,他们在河北省白洋淀这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插队期间,进行了具有一定艺术性、独立性的诗歌思考和创作,对新时期的诗歌艺术的回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这一群落的创作,论述了其形成的原因、活动,介绍了其主要成员,并对其价值进行了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