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基础的新制度主义探索:中日比较及启示

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正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在日本社会中,受到政府和农协支持的农村互助养老,拥有法律、政策和具体帮扶措施三位一体的帮助。受社群养老价值观的影响,日本老人有较强意愿参与互助活动。因此,根据农村互助保险社会基础三个维度,中国应从建设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管理条例、实现云端看病、互助的信息化管理、进行农村互助养老认知宣传和提倡退而不休这五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分析

从健康、参与、保障等3个方面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进行分析,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有利于增进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农村老年人多方面的参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保障水平,指出制度化是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议从探索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强化资金保障机制建设、加强安全管理机制建设、加强考评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安排。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结构化社会互动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意义认知单一、支配机制不健全与身份合法化难等问题,以吉登斯结构化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明确自治主体与社会组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调控作用,探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发挥吉登斯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完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主体人员自治、政府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嵌入等动态过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     

理性选择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行为研究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加速外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孝道文化受到冲击,削弱了以往以配偶和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发展互助养老成为弥补农村家庭养老弱化、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选择互助养老是基于资源获得和偏好满足的一种理性行为,互助双方理性地考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并遵循一定的规则。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

农村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突破口,在当前的压力型体制下,农村互助养老工程的推进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供给主体的责任缺失与乡村信任危机。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必须改变压力型体制,构建服务型政府;改变量化考核偏好,提高群众参与性;以农村互助养老为平台,农民养老需求为导向,构建整体性养老保障体系。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城乡互益性养老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城乡互益性养老是通过乡村康养产业开发、志愿服务开展等形式,使城乡老年人共享互惠的新型养老形态。虽然这一现象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普遍趋势,但伴随健康养老需求的增长、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领、乡村体闲旅游热度的攀升以及农村康养产业的开发,城乡互益存在着较多发展可能。从理论上看,城乡互益性养老以产业协作为基础,以组织协同为关键,以资源共享为目的,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高产业协作-高组织协同、高产业协作-低组织协同、低产业协作-高组织协同、低产业协作-低组织协同四种实践雏形,但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谁来组织、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如何服务的问题,建议采用地域开发的整体性视野来通盘考虑城乡养老中的可能交集与互惠交流问题,统筹规划城乡养老产业布局,着力推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深入推进智慧医养康养融合,科学设计城乡互益服务流程。     

新农村建设和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但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背离新农村建设的现象。反思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和不足,诸如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办学目标的离农性、课程内容的城市化、教学模式的不适切等,解决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究竟何为的问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     

新制度主义理论与产业政策分析框架探讨

本文首先对新制度主义产业政策理论进行阐述,然后解释产业政策形成的制度约束,进而提出在产业政策形成中有决定性的三个制度因素:(1)包括政策理念(policy ideas)的取向、决策结构的纵向集权化程度和横向凝聚性程度在内的国家组织的制度特点;(2)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特点;(3)跨国公司的战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所反映的国际环境因素。     

财政资源下乡与治理能力提升

在财政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组织对财政环境的适应性是财政支出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关键前提。以和美乡村建设中的财政实践为分析对象,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提出了“基层治理的财政向度”,并构建财政支出环境影响基层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该框架将财政支出环境划分为绩效导向的技术环境和合法性约束的制度环境。从地方实践来看,乡村去主体性与财政竞争性分配制约了基层组织对技术环境的适应性,导致财政供需脱节;财政程序主义则限制了基层组织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性,引发乡村治权弱化。资源下乡实践中,基层财政行为呈现“绩效-合法性”二元逻辑及其治理张力,基层组织权责配置与治理能力不协调,从而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权能断裂”。“权能断裂”制约了基层组织对财政环境的适应,影响了财政资源投入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破解之道在于以财政资源重建乡村主体性,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的赋权增能。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关于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他们以历史为手段,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不同过程,同时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分析历史,重新确立了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又特别强调政治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对政治后果的重大影响。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也存在制度涵义的界定过于宽泛、分析问题具有在时空上的滞后性等缺陷和不足。     

农村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及其社会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自我养老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承载国家制度体系与资源配置的显著特征。农村集体成员权、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乡村秩序以及乡村自组织共同构成自我养老的制度配置,彰显其在提升老人自养水平、协调老人自养与家庭发展、稳固国家乡村蓄水池等方面的社会功能。然而,在我国农村养老体系及其实践中,仍存在忽视自我养老价值功能、制度体系配置不完善等瓶颈问题。推进“以人为本”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须在构建包括自我养老在内多元养老体系的同时,从优化集体成员权、创新农地制度、细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自组织四个方面寻求突破。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可及性的递进机制研究

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模式。以提升农村互助养老受益水平为目标,依据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安德森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从潜在可及、现实可及、持续可及三个维度构建互助养老服务可及性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宣传力度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潜在可及性提高的过程存在“个体参与→角色塑造→利他动机→互助意愿”的转变机制;农村互助养老设施供给加速“潜在可及→现实可及”的实现过程,并呈现“精准定位→以需定供→自发参与→群体效应”的行动机制;激励机制与社会参与保障“现实可及→持续可及”的推进过程,以及呈现“利益激励→责任明晰→制度完善→规模效应”的循环机制。建议从激发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精准定位互助养老需求、完善互助养老参与机制等方面改善互助养老服务可及性。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互助养老政策文本分析

互助养老作为低成本、高社会效益的养老模式,为破解我国养老服务供给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基于政策工具和互助养老服务内容2个维度,对2011—2026年发布的51份国家级互助养老政策文本进行编码与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政策发文形式以通知和意见为主,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工具内部使用结构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最为薄弱;互助养老服务内容高度集中于生活照料维度,健康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维度占比严重不足;政策工具与互助养老服务内容维度的交叉匹配效果不佳。为此,应强化政策顶层设计,提升政策规范性与约束力;优化政策工具配置结构,三类政策工具协同发力;拓展互助养老服务内容,回应多维度养老需求,从而推动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