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背景之构筑——评蹇先艾的小说《在贵州道上》

蹇先艾,这位来自贵州偏远地区的乡土文学作家,自二十年代起就有意识地接受了艺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念,在鲁迅先生忧愤深广、悲天悯人的精神引导下,悄然避开了当时汹涌澎湃的个性解放之大潮,把目光从城市青年焦灼不安的时代困惑投向乡村民众悲惨麻木的生存困境。他和许钦文、黎锦明、台静农、许杰等来自乡村的作家一样,再     

论陕西文学的审美形态及其流变

陕西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审美形态发生着明显的流变.20世纪前半叶陕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的是悲壮情怀;从40年代开始,追求崇高成为陕西作家们的创作主旨,塑造人物注重于形象和精神方面的高大完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叙写人生苦难成为陕西作家创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这种人生苦难,主要体现在生活罹难、情感(爱情)煎熬、精神苦痛等三个层面.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加以审视,其创作流露出文化困惑与批判意味,文化悲剧成为这一时期许多作品主要的审美特征.     

一个青年奋斗者的悲剧——浅析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

陕西青年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是一部洋溢着浓郁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它通过对回乡知识青年高加林曲折而又复杂的生活道路的描绘,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奋斗者形象,反映了     

解读高尔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流动性

高尔基人类文学史上一代大师,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与视角给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贫苦人民生活的画卷.在他的底层画廊里女性人物更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她们生活在贫困、压抑和恐惧中.作家通过自己犀利的笔给我们刻画了底层女性的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们是具有流动性.在作家的前期作品中女性形象大多是被动的,后期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主动的.     

丁玲的悲剧意识及在创作中的流变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所受到的际遇,是颇值得研究者玩味的。丁玲说过:“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旋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这是丁玲对自己风雨人生的概括和总结。同时,这段话也是对她自己作品命运的形象描绘。丁玲的作品与她的人生相伴沉浮,屡经风雨,褒贬毁誉,历遭坎坷。作为一个勤奋的作家,丁玲在文学创作这块园地里耕耘了大半个世纪,其间跨越了不同的时代,表现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塑造和描绘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对她作品评价的反差,     

禁忌、耻辱与恢复 ——曹杏花复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作家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塑造的 “瘿袋”曹杏花形象,因其复杂而深刻的意蕴备受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从求存本能与乡村伦理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曹杏花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深化新写实及刘恒创作的研究仍具相当价值与意义。由是观之,《狗日的粮食》描写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曹杏花在不断磨砺求存技能的过程中与乡村伦理之间爆发的全面冲突,其一方面呈现出曹杏花罕见的生命韧性与天才式的能干,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曹杏花之存在对乡村生产组织、乡村宗亲伦理、传统家庭男女关系、人之为人的生存尊严底线等禁忌的成功冲击。在艰难时世,曹杏花的种种逾越行为在求存外衣遮掩下看似无可厚非;但当生存威胁解除后,一度被打破的所有乡村人伦秩序必然重建,曹杏花之死正是所有耻辱回潮之后的必然结果。曹杏花之死鉴照了一个时代的残酷与弱者人生的终极悲哀,《狗日的粮食》也指向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和这个时代对普通人、弱者生命的践踏。     

稳定与变迁：女性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报》女性人物的分析

通过对《中国妇女报》26年间女性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妇女报》所建构和形塑的主流女性形象既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也发生了若干变迁。就内在形象而言,其稳定性表现在：不同年代的生理形象均以中年女性为代表,成就形象基本上体现为“工作业绩”;其变迁性体现在女性的知识形象在逐步提升,人物的政治色彩处于弱化状态,女性的职业形象随时代变迁发生了较大变迁。就外在形象而言,不同年代的女性人物在地域身份和评价形象上均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     

情感的永恒性*--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中的情感描述

将中国现当代女性小说,从1920年代至2000年代约80年的历史,大致以20年为一个阶段划分为五个时期,分析这五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小说,从小说所描写的人物情爱心理和情感感受,可以看到,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并没有时代的区别,而在任何时代都同样丰富和强烈;又由于小说总是倾向于写人们的极端情感体验,所以,这近一百年的女性小说,也贯穿着婚恋中的极端情感、不幸的事件。这些极端的情感和不幸事件,在不同的时代里可能产生的原因不同,但是,人物角色从中体验到的强烈感受和深刻的痛苦,是一样的,而且小说人物在婚恋家庭中获得的幸福感在这一百年里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增减。     

从清风街到西京城——贾平凹小说女性“命名”与“都市认同”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体现在《秦腔》当中尤为明显。女性的“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美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而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离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乡土世界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20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主题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形象在不同作家笔下的表现形态各异 ,命名方式也不尽相同 ;本文运用主题学方法 ,重点对 2 0世纪末 80、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病态青春”主题进行梳理研究。文章认为 ,“病态青春”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病态”在青年群体中的文化表现 ,比起那些无病呻吟的虚假之作 ,来自“病态青春”的呼唤倒显得真诚可贵 ;“病态青春”问题作为一个时代文化课题 ,作家和评论家无法回避 ,也不应该回避     

面对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不同人生选择——哈姆莱特与孙少平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哈姆莱特与孙少平进行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两个人物不同的命运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生存观,哈姆莱特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他的悲剧命运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关于人类无法摆脱命运安排的人类生存悲剧意识;孙少平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奋斗者形象,他的奋斗历程则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知其不可而为之...     

于连和高加林悲剧的文化思考——兼与张华商榷

<正>自欧洲启蒙文学以来,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平民青年“向上爬”(权且使用文学史家惯用的这一字眼)的形象:吉尔·布拉斯,于连·索黑尔,拉斯蒂涅,杜洛瓦等;而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走出了一队“进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李德兴,隋见素,金狗等。有趣的是,他们虽生活的时代、国度不同,性格气质各异,却有着相似的生活历程:农村—→城市。更有趣的是,按国度别,他们的人生路程又有着不同的归宿:法国,农村—→城市;中国,农村—→城市—→农村。这种偶合现象,恐怕与不同国别作家的不同的情感倾向和民族文化心理不无关系(此乃后话,暂不赘述)。而在这两组形象系列中,唯于连和高加林在性格、气质、爱情经历、生活遭遇及作品出版后人物所承受的微词等诸方面颇为接近,因而有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两个形象的比较,对于研究人类心理,中西民族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学创作规律等文化现象若有启发,就是本文的最高目的了。     

略论庞瑞银的长篇《危城》

近几年,出现了一种鄙薄革命历史题材的偏向,以为它已经“过时”,谁去写这类题材淮的文学观就“陈旧”了。江苏作家庞瑞银同志却有自己的见解。他以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危城》,用明快而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对蒋介石、陈布雷、司徒雷登等人物也有较为深刻的描绘。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写得较成功,是一首正气凛然的时代壮歌,一轴人杰地灵的生活画卷。     

论汪曾祺儿童视角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不同时代少年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也隐喻了作家本身在不同时代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儿童小说也是他自己“成长焦虑”的折射。     

金元时代的“慰安妇”——析小说《舞!舞!舞!》中应召女郎群像

《舞!舞!舞!》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小说"之一。它以对日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直白而深刻地批判,在村上"去意识形态化"的小说系列中独树一帜。小说通过对系列化的应召女郎形象,剖析了她们悲剧人生之后掩盖的日本社会由来已久的男尊女卑传统和借助国家权力兴办色情,通过组织女子献身慰安男权社会以稳定政治、促进经济,乃至实现霸权的集团性奴隶制思维。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新文学时代的建构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终结和被"理想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90年代成为需要重新被定义的新的文学时代。90年代的文学期刊积极参与了对这一新文学时代的建构:首先,通过策划"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联网四重奏"等栏目,集结了新的作家队伍;其次,通过对"新生代"作家的命名和阐释,发现了90年代文学的"质的内涵";再次,通过策划"文体实验室""凸凹文本"等栏目,试图在90年代生产出一种新的文体。无论是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倾向还是文学期刊直接针对文体的策划,都是对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的再生产。就此而言,90年代文学期刊在建构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同时,也完成了对80年代的"纯文学"观的确认。     

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

与受校园文化影响的 2 0年代文学和走向乡村的 4 0年代文学相比 ,30年代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在 2 0年代的文化中心北京 ,新文学的主要干将多以大学校园为依凭来从事文学活动 ,校园作为作家与社会的中介 ,使本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和商业都保持了一定的间距。而文学中心移向上海之后 ,更多的作家开始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 ,文学与政治和商业的关系日趋密切 ,租界、商业运作机制以及开放口岸的文化环境对促成这种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这场迁移既使北平远离了中心的热闹 ,也为当地的校园文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宽裕的生存和文化空间 ,这是他们构筑静穆悠远的审美世界的前提     

一个被忽略了的多余人形象——王实味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

王实味的悲剧是由时代和性格造成的 ,悲剧本身是一个“贡献” ,同时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贡献。《休息》中的人物黄秋涵是一个多余人 ,想有作为又无所作为。小说主要通过四个方面对其精神内涵作了细致的刻画 ,展示了其心路历程 ,即求生意识、平等意识、忧国意识和孝悌意识。充分表达了身处五四落潮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境和在这种心境压抑下的绝望情绪。这一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幻美旅者的批评之旅——唐湜1940年代作家论研究

在1940年代以政治批评为主体的作家批评氛围里,执着于探寻艺术之美的唐湜,以"人"为主题兼及现实关怀的批评实践和形象诗化的抒情性言说,实践着自己作家批评的幻美追求.显然,正是用这种深情歌吟自己美学追求的批评文字,唐湜在把握时代与艺术的跳动脉搏中,为1940年代的作家论舞台留下了一位幻美诗人绚烂而璀璨的探索足迹.     

京派小说的感性阅读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流派的京派小说家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来认识世界 ,通过对“文明、野蛮 ;城市、乡村 ;城里人、乡里人”等几组对立社会、人物的描叙 ,来表现作家对现代文明进程的质疑 ,希望在乡村人民身上重造中国现实 ,重造民族品格。本文作者认为 ,京派小说对世界的观照方式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序曲 ,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