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

文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含物质文化、人身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交流即不同人群关于人化产品和人化活动的互換互往。中外文化交流远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直到17、18世纪,我国文化一直处于交流中的主动地位,大为西欧文化精英所崇拜。此后一个时期则处于被动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进入了交流的最好时期。要取得交流的最好效果,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有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分别。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必须排除“死守传统,盲目排外”和“鄙弃传统,西化崇洋”这两种病态的主体意识,当前主要注意后者。我们要站在中国人民的本体上,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外国,既吸取又给予,做到中为外用,洋为中用。     

晚清西学东渐与海外汉学研究述论

在跨国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一定时期的文化主潮流向是由强势文化地区流向弱势文化地区。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潮流向是从西方流向中国。但是,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单向流动,在西学东渐大潮下,中国文化也向西方逆向传播。同时,在对待西学和对待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认识。     

从效率、供需关系 探讨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二种资源的配置方式。前者是用“看得见”的手,即以国家为主体配置社会资源;后者是用“看不见”的手,即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可以在经济体制上互相取长补短;同一经济制度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理论突破,亦即突     

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

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误读现象,并构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交往中实际还存在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恰恰是新文化产生和创造的前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典型者如汉唐间佛教和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文化误读的现象不可消除,其影响也是得失兼备,因此要在平衡不同文化现象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更有利于文化成长与文化交流的途径。     

“在历史的比照中显现他们”——三论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着眼于被称为文化“断裂”的五四时期,来探讨鲁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一个颇难深入的问题。但是,我们把目光伸向“断裂”的深层,象原型批评那样,往后站几千年,拉远与对象的距离,从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隐性传承入手,把鲁迅、郭沫若在本世纪初的出现做为一种文化现象来重新认识,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背后,潜藏着至深的文化承传。本文即从确定远古在不同文化圈(以地域为界)内形成的两大文化类型开始,考虑其文化因子的隐性传承——在后代文化人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采用后殖民理论来分析翻译和跨文化交流,可以看出隐藏在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的不平衡状态、翻译理论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和翻译策略中的后殖民性。在翻译中,我们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弘扬民族的文化风格,从而达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翻译主体性研究和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翻译主体性研究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模式,重点研究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以人为本,因此可将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翻译主体性研究。通过尝试,我们看到翻译是交际过程,也是认知过程,还是语言文化交流和译入方语言文化建构过程。不同过程有不同的翻译主体。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创作意识、译者的认知意识和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操纵意识、读者的接受意识。对翻译主体和翻译主体意识的研究,汇成翻译主体性研究。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人化自然理论

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存在人化自然理论,论说者的简单化理解使其丰富的内涵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回归文本,原生态检视的结果是如下内容：人化自然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意谓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化自然;变自然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之处;人化自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区分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与传统哲学中的自然理论相比,人化自然理论已消除了传统哲学自然理论中的客观性陷阱,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要求落到实处。人化自然秉有多重属性,如主体属性、预设属性、法权属性和文明属性等。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的边界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前者的边界不断扩张,后者的边界逐步退缩,因而形成人化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人化自然的特质之一是作为主体的人发明并利用中介。人化自然的主要成果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但具体性结果层面显现出多种性质,其中包括对人类有害的性质。人化自然的哲学评价标准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     

台湾报业文化百年历史流变

台湾报业文化随着政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以中国的新文化抗击日本殖民文化的日据时期;依靠报业渠道霸权全面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报禁”时期;全面开放后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多元表现形式时期。在百年的报业文化流变中,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影响下的艺术表现形式——兼谈中国文化艺术现代化发展的构建

中西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浪潮：魏晋隋唐时期的“梵学东渐”、明末清初的“中学西传”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从广度和深度上看,明清以后的两次文化艺术上的中西交流影响甚为深远。从两次“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主体方向上来看,前者是主动的吸取（梵学）,而后者则是被动的接受。这主要是当时的国力使然。如何在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背景下构建现代艺术。文章认为,在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时期,面对西方文化艺术上的强大的攻势．中国的艺术必须在坚持民族性传统的前提下,以融合中西为途径。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的边缘化倾向,从而在走出“跟世界接轨”的误区后真正实现艺术上的现代化构建。     

论交往理论视野下的中外教育交流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一个需要普遍文化交流且产生了普遍文化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教育交流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外教育交流历史悠久,曲折复杂,影响深远。从未来发展看,交往理论观照下的中外教育交流应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交流,它代表中外教育交流的未来趋势,即在价值取向上,旨在建构人类共享的生活世界;在交流机制上,以理解与主体间性为前提;在交流模式上,推崇“和的模式”。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及其演变

关于中国传统方化的主体,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如李锦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学基本上居于主干地位”。二是传统文化以儒道两家为主体,如赵吉惠“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体”。第三种意见认为传统文化由儒、佛、道三家综合而成,葛荣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佛、道三家构成的综合性文化”代表了这种观点。上述说法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都有借鉴意义,但是从传统文化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又都有片面之嫌,或囿于文化表面形态,或忽视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甚而至于局限在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中难以自拔。其实,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是有其不同的主体特色的。在社会历史中,文化有其独具的发展曲线,这条曲线不仅可以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可以作定性的断面分析。作为传统的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当时客观的社会存在,并且在文化的有机构成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先存在的后来会消亡,原先没有的后来会出现并加入。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是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决定某个时期文化面貌,影响社会各个文化层面,决定社会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并显示一定特色的主流文化,包括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等方面。本文基于     

比较、误读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

中国文化处于反思传统、身份重建和进行国际定位的时期。应该对作为一种学科的比较文化作出时代的和哲学的阐释,提倡一种多元的、平等的民族文化关系观。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本民族的民族性,也就是与他者的共存与交流、对话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克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正确地认识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以"中和"精神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     

先秦时期朝聘场合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朝聘是先秦时期外交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朝聘场合体现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朝聘场合的用乐用舞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机构建置情况 ,朝聘场合的赋诗与引诗体现着时代感 ,有着特定的政治文化取向。而朝聘场合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则较多地表现为物质文化交流 ,表现为周人音乐中的外来文化因素 ,表现为翻译人员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朝聘场合的对答 (如“问礼”、“问政”、“问疾”)或观礼等活动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因此文化上的异地发展也可能是单向 流向的,真正的文化交流是要把自己的优秀文化送出去,我们应该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 来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西方文论引入与当代中国语境的变迁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语境正呈现出多元文化形态。西方文化与文学理论特别是带有某些后现代特征的文化研究理论对我国文化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力图改变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功能。文化交流、科技进步和资讯的发达将使原来封闭的文化生存状态不复存在 ,代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间的冲撞和融通。面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更要保持民族文化身份 ,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     

文化综合创新:对传统文化现代姿态的探寻

“文化综合创新”作为对传统文化现代姿态的一种探寻,是指融合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共产竞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开辟,既是“文化综合创新”的结果,更是“文化综合创新”的进一步体现.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首先,从文化视野上要重视全球化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双重影响;其次,从文化资源上要重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与汲取世界先进文化资源并存;最后,从文化交流上要积极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对话.     

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农业社会学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新议题。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有助于揭示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复杂机制与过程,从而为政策与实践提供启发。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以“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为主题,围绕农业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农业社会学与中国实践、产业振兴的社会基础、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机制、农业环境与乡村文化再出发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对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意识与学术使命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还举行了“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启动仪式。     

中日“七夕”习俗比较——从原始形态、衍生过程到文化内涵

节日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信仰,亦体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它描绘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信仰、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七夕”节日习俗的基本形态及其衍生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探讨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传承接受的基本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