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益的辩证及转化——兼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研究执政党的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益,是市场经济竞争与资源配置方式、信息社会资源利用与整合、民主与法制发展的新要求。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益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成本与效益。执政成本与执政效益的各要素之间以及相互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转化的。执政党执政就是要创造条件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益。     

伦理视阈下执政能力的评估指标及提升路径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和民众支持度、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以及执政党执政绩效之最大化与执政成本之合理化构成了对其执政能力进行伦理评估的重要指标;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程度、利益整合功能的实现程度以及执政绩效的科学化水平则是影响其执政能力提升的重要伦理因素。因之,提升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众的新期待,积极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秩序,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试论依法执政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建理论和法治思想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依法执政的思想基础.依法执政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水平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要领导国家的立法工作,要求执政党要带头守法,要求执政党要保证执法的独立性,要求执政党要不断推动国家法制化、规范化的进程.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指执政党在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对于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具有固根护本的作用。     

执政党建设与执政文化发展论析

执政党建设和执政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执政文化发展推动执政党建设,执政党建设又促进执政文化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本身就是一定执政文化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不断地更新和超越原有的执政文化。执政党的执政文化发展从类型上看,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文化发展、执政行为文化发展和执政制度文化发展三个方面。     

持续改善执政绩效:党继续长期执政的根本路径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已有62年的历史,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想继续长期执政下去,必须坚持科学的执政路径,即持续改善执政绩效。党能否执政和长期执政全由人民选择,人民选择以执政党的执政绩效为依据,持续改善执政绩效的路径是多重而动态的,选择持续改善执政绩效路径必须根据国情、党情、民情和世情的变化进行。为此要做到:牢固树立并长期坚持科学的、先进的执政理念;努力加强并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高度重视并努力降低党的执政成本;加快建立并逐步完善执政党执政绩效评估机制。     

国外执政党执政基础建设对我国执政党的借鉴与反思

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关系到一个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翻开国外政党史,既有由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建设不牢带来的深刻教训,也有成功执政党关于执政基础建设的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借鉴国外执政党关于执政基础的建设,对我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大有裨益。     

党的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及执政意识辨析

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政党文化中的三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学界对三者理解不一,同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概念混淆,二是内容界定不准确。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是指中国共产党全党成员和党组织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使命等各方面所达成的共识。执政党意识是指党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执政任务问题。执政意识指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对于履行执政职能、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目标的思考,是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在党的组织和成员头脑中形成的固有的执政思维方式。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三者的关系是：政党意识里包含执政党意识,而执政党意识里包含着执政意识,三者的层级依次从大到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内容包括革命党意识和执政党意识两大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主要内容为全面执政意识、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等;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内容则包括为民执政意识、依法执政意识、民主执政意识、科学执政意识、第一要务意识等。     

转型期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重塑研究

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众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一种自愿认同、拥护、信仰和服从。转型时期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诸多挑战。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重塑应从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以和谐、民主、法治、绩效、创新和人本作为转型期执政党执政合法性重塑的基本价值取向；别方面，以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党社会化程度作为转型期执政党执政合法性重塑的具体实现途径。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党必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党;党必须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完善执政方略,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党必须珍惜和培育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使党成为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民造福的执政党;党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成为政治坚定、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     

高校取消考试作弊学生学位的法理探讨

在校大学生只要达到法定要求，就依法享有申请获得学位的权利。为学生授予学位是高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下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应当符合相关规定，并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高校因学生考试作弊而不授予其学位不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方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论专利权行政保护的正当性

作为贯穿于专利权保护的一项特色制度,专利权行政保护在中国专利权保护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专利权保护的发展,学界对于专利权行政保护的存废提出了不同看法。时逢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有必要对专利权行政保护的正当性进行更深层的讨论。梳理近期相关学者关于专利权行政保护的重要论文,从私权属性、成本、效率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专利权行政保护的正当性是值得肯定的。     

刍议我国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的改进

依法治国是执政过程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在行政决策中,通过完善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可以有效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实现行政决策的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当前,我国行政决策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存在独断性、单一性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决策主体受传统执政方式的影响以及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的不完善。要通过限定行政决策的主体、审查行政决策的权限、规范行政决策的内容、完善行政决策的程序等措施,积极推进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有效建构我国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真正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区域限行”法律问题研究

为应对当前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所引发的城市交通压力,各地方政府以“区域限行”为主的交通管制行政措施应运而生。区域限行作为行政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应定性为行政决策行为。在合法性要件上应当满足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鉴于当前各地现行的区域限行措施符合法律保留和法律明确原则,故对于其合法性的可能控制应着重通过决策程序的设计来进行。     

行政授权理论之反思与重构——走出理论与现实困境的一种认知尝试

行政授权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后我国行政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现有观点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指导实践,相反已经严重影响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行政授权的本质是行政职权的再分配。行政机关授出自身职权的前提是法律规范的规定,但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在有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授出职权,行政授权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合法。一个合法的授权法律规范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行政授权和界定其内涵。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初步研究

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具有当事人流动性大、听证时间成本高、专业性和涉外性强等特点，同时存在适用范围过窄、海事行政处罚的第三人无权提出听证申请、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和案卷排他性等原则，扩大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第三人申请举行或者参加听证的权利，建立相对独立和专业化的听证主持人队伍以及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的简易程序，规定听证各阶段的期限，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以进一步完善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失信联合惩戒及其形式合法性问题研究 ——以30份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为研究样本

失信联合惩戒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行业性、社会性、市场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主要被界定为规范性文件或内部行政协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不准确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应为广义上的行政协定,同时,其也是我国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这一行政协助的重要表现形式。失信联合惩戒在形式合法性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即联合惩戒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以及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并不具有授权的功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加强社会信用立法,以法定的形式确认联合惩戒;同时,加强法律授权制度建设,确保惩戒措施有法可依。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