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唐代试赋不限韵与任用韵研究

"不限韵"和"任用韵"是唐代试赋韵类中的少数派,前者只是官方未作限韵要求,作者依旧可以用韵;后者则规定考生必须用韵,只是官方未拟定韵字。如果忽略官方的制度化规定,二者在用韵表现形态上具有一致性:韵部的选定和韵数的多少全由作者自己决定,表现出少有的用韵自主性和灵活性。其不足之处是,不仅应试者缺少了"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的提示,而且官方也丧失了相对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     

五七言诗体赋论略

五七言诗体赋萌动于汉赋的“乱”辞,然而直到骈赋发展到顶峰而寻求新变的齐梁时期,诗体赋才得以出现。五七言和四六言分别是诗和赋的当体句式,二者虽节奏、音情效果迥异,然亦可相互转换。辞赋对五七言句式的吸纳,有瓦解赋体的危险,所以诗体赋未能成为辞赋家族中的大宗。     

释智圆及其《感物赋》析论

释智圆自谓自幼“雅好空门”,受戒为佛弟子,后又深受周孔学说影响,颇有入世情怀。几经挣扎与挫折．壮志不减。然身在佛门,内外阻力使他身心交瘁。虽仍专注于释家之言,却又说“事佛身多累,为师道实荒”,其中内在反省与作为产生极大矛盾。《感物赋》就是他内在无奈呐喊的写照。为了解这层道理．有必要从他生平以及作品的分析去找出其中关键。因此,本文试从作者理解找出他的内在矛盾,分析在矛盾中他又如何自我消释。其次从作品分析透视他的精神愿望,兼及咏物赋的特色,又论及《感物赋》的形式与内容．期能从中辅助诠释释智圆的思想面貌。最后再从他的思想内涵说明他的折衷与转化,作为释智圆一生的写照。     

唐代省试赋用韵考述--唐代省试赋研究之一

唐代省试赋虽以八韵为常格,但二韵、四韵、五韵、六韵、十韵、任用韵等,亦各有实例可稽;这使省试赋韵脚平仄比例表现出繁富的特征;唐代省试赋很少有明确规定押韵次序的,说明在押韵次序方面要求比较宽松;另外,唐代省试赋还存在漏押官韵和同年省试赋所限韵脚中有属于同一韵部的现象.这些基本表明,唐代省试赋用韵相当灵活.     

回回古诗用韵考

<回回古诗三百首>注评所收回族作家作品,在内容上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回回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在诗词格律上与汉族作家作品无异,他们尊奉共同的标准--平水韵.可见我国的回回民族,从一开始就逐渐地自觉融入汉文化的主流之中,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吴锡麒律赋观与创作

吴锡麒推崇唐代律赋的成就,在学习唐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律赋文体的艺术技巧.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他都注意将个人才学与律赋严格的音韵、文章结构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工整为代表性的美学特征.这奠定了他在清代律赋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他对于律赋文体发展作出的贡献.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词与赋:观察张惠言词学的一个角度

张惠言以赋说词 ,是希望通过把词通于赋 ,最终通于《诗》 ,其沟通的相契点是由于“失志”而产生的比兴寄托。沟通的结果是 ,赋表才学的基本特征不仅对词学的研讨有着理论的意义 ,而且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词之大篇的产生。清代大量出现的学人之词 ,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创作实践 ,都可由此作为研讨的一个途径。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

赋体类书及类事赋,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科举用书,最早的用途是举子对付帖经考试.现存赋体类书和类事赋都是宋人作品,数量虽不多,然而它代表了一个图书族类.赋体类书、类事赋的功能虽是类事,但要写得像赋,又必须具备赋体的基本特征,因此部分文采斐然的类事作品,不妨让它在类书、文学之间游移而两栖.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