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传播——以《万国公报》为例

近代以来,有感于中国人因极度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拒绝基督教,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报刊开始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首重西学。他们希望通过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轻视态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建立起西方民主、富强、文明的正面形象。传教士报刊的努力使得西方文化渐渐为国人所了解,直接影响了上层社会中的开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其后发生的变革。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异端·异位·异质·异形——晚清教会报刊传播西学的四大特点

晚清时期教会报刊曾积极传播西方文化,但教会报刊登载科技知识主要是为他们传播基督教义扫除障碍,宗教使命经常会让传教士情不自禁地渲染上帝的神力;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殖民利益,教会报刊还对列强侵华战争进行过一些不实的报道;西方文化的征服精神使传教士以救世主自居,在传播西方文化时经常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西方人的行为举止被中国人视为禽兽之行,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存在着天然的语言文字障碍,即使聘用华人润色,文字表述也很难完全符合规范;这些都会从不同侧面影响教会报刊的传播效果。     

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

伴随着十七八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大批来华，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向西方，并在西方文化知识界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中国热。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思想家对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赞美有加，而很少认识到甚而有意回避中国制度文化的负面内容，如伏尔泰、魁奈和莱布尼兹等人。相对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却比较理性与清醒，既不乏赞扬与肯定，也不少中肯之批评。不论是赞美还是批评，孟氏的评价多有其事实…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体认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国家。独特的华夏文化铸就了炎黄子孙的气质性格。体认、识读中国国民性,曾经是许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注的问题。如戴逸先生所言:“100多年来,中外学者、著名人士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及文化做了大量研究、记述,有的—语中的,入木三分;有的见解肤浅,失之偏颇”。 从马礼逊1807年初次登上东亚大陆,到司徒雷登1949年8月2日悄然离开南京,基督教西方传教士伴随着欧风美雨在中国做了一个多世纪的停留。与近代来华的其他西方人相较,传教士在中国驻留的时间更长,与中国民众的接触更多。他们既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武力征服者,也有别于逐一己之利的商人、资本家。他们执意于信仰、献身于使命,在传教的同时,也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及其人民有了一些了解,得出了一些结论。本文试就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体认做一探讨。     

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

《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其刊载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新教传教士主要把中国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籍此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对中国小说的态度带有很实际的传教的意义,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小说的这种态度正体现了他们为传播宗教而采取的文化适应政策.     

微风入园池 吹得几重皱——也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自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一批旧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试图将基督教的种子移植于东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以挽救旧教势力的命运。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和先进的仪器物品。同时,他们也积极地把中国的人文、科技、风俗等知识传到西方世界,给欧洲大陆吹去了一股清新的中国文化之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双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早巳有定评。但对其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     

第二次重庆教案述论

一1886年第二次重庆教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在近代,基督教之传入中国,从一开始就是由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所唆使和推动的。它自始至终与殖民侵略紧密相连,是殖民侵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由于种种原因,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侵略四川的活动极为猖獗,重庆则是西方教会势力侵略四川的重点地区之一。他们派遣大批传教士入川,采取各种手段扩张教会势力。外国传教士在各地广设教     

明清西方传教士来华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盛行的时期,特别是晚清.他们在医学、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给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另一方面讲,传教士来华,给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试图从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程出发,略论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略论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取舍与利用

洪秀全将西方基督教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百姓的迷信观念和斗争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但是 ,由于洪秀全对基督教所知有限和随意取舍 ,基督教在他那里变得荒诞不经 ,这就为其政权最终被西方传教士所抛弃埋下了伏根。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

早期来华新教是指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次来华到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在新教传教士中尤以马礼逊、郭实腊、裨治文为代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对以后的传教士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新教传教士们广办刊物,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传播东西方文明,他们所宣扬的有关西方文明的知识,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基础带来了冲击和威胁,促使中国士人以更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特别是使一部分睿智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不再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里,而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西方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异国情调”

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历史书写是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一部分。在传教士的中国史书写中,通常具有过度审美倾向,这类似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异国情调"。文章从异国情调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出发,分析了异国情调从乌托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从18世纪末,在传教士的笔下,中国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等,成为了可以被西方基督教文明征服的对象。     

论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晚清社会的“文明化”虚构

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之余,逐渐将以宗教改革中国社会作为目标,涉入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等大众传播方式构建其公共话语空间,试图创造和传播一种新的符号秩序。在这一符号秩序中,美国传教士将中国视为被拯救的对象,试图以基督教化的美国社会为"模范",对中国进行"文明化"改造。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文明化"改造以基督教为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这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美国传教士以西方中心观为主导的发展构想最终只能作为"他者"的符号秩序而始终停留在外表,无法真正进入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去。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明清时期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先驱--王泮

明清时期,欧洲基督教传教士第三次进入中国大陆,他们首先是从澳门到达广东的肇庆,之后又向内陆发展。作为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从各个方面给予了传教士支持和帮助,进而使基督教在广东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