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新兴风险的治理逻辑及路径——基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

新兴风险的不断涌现对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从社会形态演进视角考察不同阶段的风险主题及治理，可为新兴风险治理提供历史线索。研究表明:一是人类的风险主题经历了生存风险、福利风险、新兴风险的转换，风险样态遵循了从单一型、多样型再到弥散型的演进，而社会系统在技术维、组织维、信息维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维度组合形态，形成不同的风险治理能力和模式。二是新兴风险的弥散型特征需要社会系统中信息维的高度发育，数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治理可能成为新兴风险治理的解决方案。三是新兴风险数字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以“三步走”策略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融通到数字治理的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虚拟文化空间风险研究综述：现状与展望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虚拟文化空间的繁荣,但同时伴随着文化数据外泄、知识产权侵犯、云演艺网络盗播、数字藏品炒作、个人隐私泄露等一系列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风险,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外虚拟文化空间风险主题文献进行梳理,整理归纳出虚拟文化空间风险的研究脉络、内容和特征。近十年来,虚拟文化空间风险研究主题包括虚拟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实践、虚拟文化空间风险特征、风险评价、风险治理等;虚拟文化空间风险研究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体现本土化特色、国内研究与国外大致同步、国内外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等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虚拟文化空间发展实践,针对现有研究呈现出的研究内容较为分散、评价方法科学性不足及风险治理研究不够深入等现象,提出未来应加强对虚拟文化空间风险的系统性研究、风险评价方法及评价体系研究、风险治理理论逻辑及治理效能研究。     

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MATEL方法

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政府开始迈入智能治理时代.识别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对有效防控伦理风险、夯实政府治理正当性基础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梳理出影响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因素,构建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DEMATEL方法计算出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结合因果关系四象限图,提出防控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相关建议.根据测算结果与分析,研究提出影响智能治理伦理风险的关键因素,为规避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伦理风险提供借鉴.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相关理论问题

对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审计界广为关注的前沿课题。探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本质,指出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应是审计环境,审计目标是为组织增加价值,职能是监督与服务并举,审计领域拓展到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公司治理。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实施 ,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全面风险管理问题也成为理论界和银行业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治理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关系之基础上 ,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治理与全面风险管理协同发展对策。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09-2019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关注所有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存在一定的作用条件。实证结果支持了环境信息披露对经济后果的积极影响,以及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金融创新类型、内部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06-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类金融创新类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不同金融创新类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差异化影响。降低业务和管理费用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水平,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创新程度越高给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越大;内部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创新风险,公司治理水平低的银行应用金融创新导致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显著高于公司治理水平高的银行。银行业要正确引导金融创新发展方向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合理运用金融创新化解银行风险。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欧盟公司治理机制探析

在经历安然（Enron）、Woldcom和Ahold等公司丑闻后，各国加强了对公司治理的监管，作为政治经济联盟的欧盟也不例外。欧盟公司治理机制大致可以分为英国与德国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在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与中间层面治理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为了促进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多种法令，以协调各国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欧盟公司治理机制的协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论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多样化选择

公司的治理结构 ,内生于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 ,为企业活动基础的产权分配和行使的国家框架所左右 ,不同的约束就会有不同的最大化选择 ,因此治理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就是在既定的约束的条件下对公司治理的各种可能做出选择 ,从而明确一些基本而关键的问题。既然是选择 ,结果就不必是惟一 ,也不可能惟一 ,而重要的则是在这一重复性的选择过程中 ,因地制宜 ,把握好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金融管制对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在管制环境下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银行部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于其内在的脆弱性。鉴于银行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政府往往会对银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其目的是降低系统风险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管制和管制者的存在对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引入了管制者(政府或专门机构)而使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结构和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管制改变了银行外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功能。我们的结论是,管制是影响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简单地把银行等同于一般性企业加以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随着银行管制环境的变化,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将出现“治理缺口”,并加大银行部门的系统风险。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公司治理权变模式研究

公司治理类型作为内生变量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只有公司治理类型与影响因素相一致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影响公司治理类型的因素主要包括所有权结构、企业规模、技术特征等。从企业产权关系出发 ,公司治理可以分为企业主治理、合作治理和经理人治理三种类型。企业必须采取公司治理权变模式以保证有效治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