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定位

“西化”道路、“两步走”道路,一个彻底失败,一个中途陷入误区：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历史迷途,接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主题;中共十五大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人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误区

人类中心论脱离二元论模式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定内涵,将其曲解为"人类整体主义"。"人类整体主义"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观念,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极其不利。我们应透过西方生态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论述,透视西方学术话语幕后深藏着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玄机。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兼及“西化”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专做“注六经”的工作,自己没有发明创造的权利。古来如此,于今尤烈。本人早已谢绝此类话题,但是这一次未能免俗,是因为的确在这个框架下有一些话要说,也可以说是“六经注我”。事实上,多年来,民间不少人,包括本人,已在不断呼吁需要改变那种不科学、不全面的发展观和衡量国力的指标。2000年8月《环球时报》刊载关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讨论,我曾发表意见,强调谈综合国力绝不能只强调硬件,特别要重视软件,不能见物不见人。如果说当时这种看法尚属少数,进入21世纪以来,指出单纯追求GDP的弊病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应该说,新一届…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西化派”文化哲学批判

“西化派”是20世纪初叶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哲学派别,他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西化派”对中西文化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是时代的差别,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主张用具有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西方近代文化来取代和改造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具有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不朽功绩。“西化派”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浅谈发展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

"发展"自20世纪40年代起逐渐成为世界主题,对社会变革及文化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发展"的概念及发展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流变,以及反发展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历史背景,反观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发展问题。笔者认为,时代在改变,因此把反发展主义本质化是没有必要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辩护——“进步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的异质性勘定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应当予以摒弃。缘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来讲,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也总是借以"进步主义"来指责马克思的虚妄。对此回应需要追问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定的"进步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进步主义"?马克思是"进步主义"者吗?如果是,那么它与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那个"进步主义"是否一致?从后现代主义对"进步主义"批判的内在机理中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线性"进步主义"的历史单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命意中的历史目的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是一种"进步与灾难"的辩证法与线性的"进步主义"都是相异质的,因而,以"进步主义"来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论中共妇运史上的“取消主义”思潮

"取消主义"是中共妇女运动历史上以实行无性别色彩的组织动员政策,反对在党内外建立并主张取消任何独立形式的妇女组织为基本内容的"左"倾思潮。它萌生于民主革命时期,1949年后不断发展,至"文革"时期恶性膨胀,迟至拨乱反正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考其成因,既有国际共运传统与俄国经验的影响,亦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限制,而中国儒家性别文化的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     

何谓“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墨菲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超越

拉克劳、墨菲既继承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同时又超越了这一理论,正是他们对这一理论的体悟,从而使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新领导权”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直接受惠于葛兰西,因而被称为“新葛兰西主义”,“领导权”始终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始终。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创造性实践大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拓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勇气、智慧和能力。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还将以新的更大成就,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人类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特色和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是循着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轨迹一步步走向现实的,具有鲜明的外生—学习性、后发—追赶性、务实—渐进性、阶段—接续性、时代—全面性特色。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足于中国国情。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国实施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并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繁荣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年以后,农业的发展速度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长跑运动员,步履逐渐缓慢下来了。目前,随着中国进入ＷＴＯ步伐的加快,“三农”问题的外部压力也在不断增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     

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 富而活跃的动态。与那次争论相关的一个后续发展,是“空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一旦实干成为 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 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 束,甚至自我否定。     

中国近现代宪法“神话”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

近现代以来,中国改变了皇权至上的政府组织形式,制定了宪法,建立了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该过程是一个现代社会宪法神话的确立过程,即宪政观念在此过程中逐渐与它所附着的文本性规则分离,使后者主要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而存在。它是世界范围内,源自西方社会的宪政体系制度化的结果,也是该过程的组成部分之一。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