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法理基础

自治权所包含的内容最重要的当数立法权.在"自治"前提下的立法权就必然内涵着立法的变通权,从来源上讲,立法变通权源于自治权.没有自治权,立法变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产生的根据和基础.反过来讲,如果仅有自治权未赋予立法变通权,自治权必将是残缺或虚幻的.只有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合法、合理地变通法律、行政法规中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特点和实际情况的条款,消除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实现的障碍和瓶颈,才能将立法变通权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实体正义,惠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刍议立法变通权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的只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 :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 ;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形 ,尤其要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并且立法变通权的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论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依据变通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权和决议、决定、命令、指示变通权。法律、行政法规变通权主体规定不尽合理、审批机关规定有违宪法和法理,决议、决定、命令、指示变通权审批权限不明、争议解决机制空缺、审批时限不够科学、不同区域民族自治地方没有分别规定变通权限和民族乡变通权限不明等立法缺陷和变通权行使不充分等实践中的不足,建议统一法律、行政法规变通权主体和审批机关,并设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变通权审批细则,廓清不同区域民族自治机关和民族乡的变通权限。把民族乡纳入民族自治地方范畴。     

论民族立法中的扩张权、限缩权与排除权

在我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 ,同时享有自治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双重立法权。自治立法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享有的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则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而享有的立法权 ,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在自治立法中 ,立法机关分别具有扩张权、限缩权和排除权的权能 ,而地方立法权则不具有这样的权能。因此 ,正确区分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 ,并正确的行使自治立法的扩张权、限缩权和排除权 ,是完善民族立法 ,充分行使民族自治权的基本前提     

“变通权”与国家法制统一

历史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只能走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赋予少数民族地方“变通补充权”,体现了国家充分重视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它与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原则和国家法制统一原则是一致的。     

人工智能辅助地方立法的应用与规制

我国地方立法权随着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扩至所有设区的市，随之掀起地方立法热潮。但目前地方立法的质量普遍不高，存在诸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为地方立法开辟新路径。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能被应用于资料检索、立项论证、立法公开与意见征集、辅助草案起草、立法后评估与备案审查。与此同时，当人工智能被应用于地方立法工作时，需要确立“辅助原则”，规范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选用标准，限制人工智能地方立法程序的算法，以此来规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变通立法初探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但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破坏严重。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少数民族地区最有发言权。所以,各民族自治地区应该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变通、补充立法权,加快对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色立法,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社会转型时期罢工权的宪法规制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大量存在的罢工现象促使我们思考罢工权的宪法规制问题。基于宪政文明层面、现实层面和国际人权法层面对罢工权入宪的可行性分析,我国应当立足于中国特有的行宪机制,罢工权宪法规制的首要方式是采取修改宪法的方式。同时,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欲发挥效力必须通过立法具体化的途径,因此在入宪的基础上还要将罢工权条款写入相关法律之中,通过宪法确认和立法规范的制度构建解决罢工权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青海藏区强奸犯罪立法变通的理论考量

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青海藏区社会舆论对强奸行为的社会反应明显不如其他地区强烈,并且,在强奸案件的处理过程（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均呈现被害人地位缺失、“话语权不足”的特点。通过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实施,可改善这一不足。从理论上来考量,对青海藏区的强奸犯罪进行定罪变通是可能的,但无论是从法益侵害性角度还是从规范违反性角度审视,对强奸犯罪的定罪变通,其可能的空间并不大。最后,刑法变通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变通”之间的关系也应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两种变通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宪法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共27项,其中有两项变通权:一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变通;二是对政策的变通。这两项变通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明确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自治机关正确行使这两项变通权。     

WTO与中国地方立法的回应及创新

加入WTO给我国带来一场深刻的法律制度变革,对立法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应努力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推动地方立法从“挑战-回应式”立法向“回应——创新式”立法转变,建立起与WTO规则相协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试论中国反垄断立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贯穿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机制、公众的合法权益、社会公平与公正、政府威信以及对WTO的承诺等方面,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反垄断立法中,应当反行政垄断:既要反行政垄断结构,又要反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执法机构既要有行政机关,又要有司法机关;既要追究行政垄断的行政责任,又要追究其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突破、转换与扩张:中国社会分化与流动机制的形成和公正性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某些制度化区隔机制还在起作用,新的市场化机制开始生成并发挥影响,再分配权力通过市场化也获得了扩张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就具有混合的性质,并表现为突破、转换和扩张这三种机制的同时共存。在这种混合的机制体系中,既具有公正的因素,也有许多不公正的、不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层面。     

论地方先行立法权

地方先行立法权是我国《立法法》第64条第2款赋予地方立法机关的一项权力,具有创新性、从属性、试验性和效率性等特征。地方先行立法权的行使必须满足主体适格、范围特定和条件成熟三项要件。针对地方先行立法权行使可能造成的危害,我国应从时间、内容、程序三个方面对其予以规制。     

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回顾与展望

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总体上曲折发展,成绩斐然。改革开放后,无线电管理立法指导思想从“少设、严管”调整到为经济建设服务后,无线电管理立法稳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无线电管理法规体系,无线电管理立法呈现出三大特点。针对无线电管理立法中存在的不足,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无线电管理立法工作的对策建议：①尽快完成《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工作;②制定《无线电管制规定》实施细则;③出台关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司法解释;④加紧修订无线电管理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劳动合同立法:寻求管制与促进的平衡

劳动合同立法如何平衡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是贯穿整个劳动合同立法的核心问题,决定着诸多争论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最终结果。劳动关系契约化是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基本特点。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组织的结构和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合同立法必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寻求管制与促进的平衡,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     

和谐社会与地方立法观念的转变

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发挥地方立法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的发展需要观念的转变,理念是立法的指南,科学的理念是地方立法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方立法的发展必须要更新理念,地方立法观念伴随着地方立法权适度扩大、地方立法由重从属性向重自主性、重经济型立法向多样化立法转变而发生变迁。     

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思考

对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问题即权力道德法律化的多层次性、没有形成法律制度性的保障、泛道德化倾向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即法律制度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及对权力道德法律化进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