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数字自我意识：“Z世代”青年数字形象消费中的新认同实践

数字自我意识是个体通过对数字存在的体察、对数字身份的理解及其数字行为的实践共同建构起来的。数字自我意识驱动下的数字形象消费,是“Z世代”消费者在数字虚拟空间中进行的与自我形象打造有关的一切消费活动,是消费者自我觉醒、印象整饰和行为投射的理想化反映,而这种数字形象消费最终也将实现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公共认同等多维平衡。随着元宇宙等技术的飞速迭代,数字形象消费也将成为“Z世代”甚至更广泛消费者群体接入数字虚拟空间、展现数字自我意识的窗口。     

图像文化的社会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看“图像”,它不是简单的图画、图形和视觉形象,它是与人类共在的“存在者”,它是“语言”的始祖,并与语言共同构成了符号系统,它就是人类的文化.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是图像文化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人们所消费的已经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转为一种符号价值,一种身份的自我肯定,商品的消费也成为一种符号的吸收过程.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图像的使用成为最大的消费对象,同时图像文化也正是借助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使自己得以传播和发展.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大众渴望信息、渴望娱乐、渴望时尚、渴望成为消费的主体,图像文化正好满足了大众的这一需求.     

跑动的自我：消费社会中的城市马拉松文化

身处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大众对身体的关注愈发强烈,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城市跑步健身热潮的兴起。随着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手表等现代移动科技的发展,在促进大众跑步健身呈现和记录方式革新的同时,也使得自恋主义文化在跑者身体上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借助跑步,个体的身体具有符号、消费、叙事、交际、认同等社会功能。同时,在这些功能实现的过程中,身体成为消费社会这个“大他者”所凝视的对象,逐渐沦为个体尤其是中产阶层跑者排解身份焦虑、满足自恋欲望的工具。不过,遭遇消费文化强势影响的个体,可以通过跑步这种“身体技术”,作为生活政治的手段完成自我赋权,促进真实的自我认同,摆脱自恋主义所营造的虚假满足,实现生活世界的真实。     

暖男与禁欲系：性别话语的时代隐喻和操演意义

暖男与禁欲系的性别话语所显示的审“美”转向,敢于尝试对男性形象的美学意义进行重新定义,这是一种较于传统女性主义的重大突破。然而,这种美的定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体主动提出的,而是形象工业的审美控制,是资本所塑造的预言与男色消费,由此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个体的伪个性化与虚假意识的发展,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不可避免的时代隐喻。但是从暖男符号到禁欲系话语的认同转变和互文性,也显示出形象工业与男色消费为女性群体突破男权话语而提供的性别操演意义和过程。因而,只有以化被动为主动的自我觉察为方式,以塑造审美判断的共通感为原则,才能使审美判断脱离形象工业的话语建构与群体本身的利害关系,才能将女性主体从以形象工业为中心的审美共识返回到主体间的相互确认与共识上,使其重新掌握对审美判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消弭性别区隔,形成政治联盟。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顺从中的反抗彷徨中的自醒——“勇兰”、“琳达”形象与华裔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

当代华裔女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颇多,也颇为成功。文章结合社会性别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勇兰”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琳达”两位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蕴含的对于女性社会性别重新阐释的特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对两性差异的认识以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的性格刻板印象,建构了融合男性特质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属于华裔女性独特的社会性别和主体地位。     

消费革命:中国"生活政治"的嬗变

富裕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通过外在于个体的途径,如暴力革命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谋取个体平等、自由的“解放政治”时代向通过内在于个体自身的途径,即个体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寻求自身需求的满足,从而谋求个性发展、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时代的转变。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节俭型消费向现代享受型消费的转变,而且迅速发展的消费变革,预示着再一次消费革命的发生,即实现向发展型消费的转变。     

从《孤寂深渊》与《奥兰多》浅探20世纪初期英国的性别空间创建

性别平等是19世纪以来妇女运动的核心诉求。在19、20世纪之交，个体性别观之形成围绕着生理决定论和文化养成论的辩论展开；与此同时，性科学的崛起也意味着性相（sexuality）在个体性别身份建构中，益发成为关注的焦点，益发成为与（生理）性征（sex）、（社会）性别（gender）鼎立而论的重要组成。本文拟以同为1928年出版的《孤寂深渊》和《奥兰多》为文本依托，由此一窥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复杂的性别观念；论文并采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为视角，对比探讨这两本小说在建构主体性别与性身份上的不同侧重策略。本文认为，《孤寂深渊》欲以“性倒错论”科学话语为同性恋者开脱污名，塑造了20世纪英国社会第一个公开的女性性倒错者形象，但是其主人公仍深困在僵滞的二元性别规范中，无法提供性别身份平等的启示。而《奥兰多》以主人公变性、变装等荒诞的情节刻意错置了性征、性别和性相，挑战了异性恋规范所强制框定的三者对应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性别意识流动、性别身份宽容的乌托邦。     

性别与批评

随着女性主义的崛起，性别因素日渐鲜明地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性别批评在其批评特征上表现为批评定位上的政治性、批评标准上的个人性和批评方法上的多元性。性别批评在内容和方法上对传统批评的反叛和颠覆具体表现在作品形象分析、阅读接受研究和写作策略选择等方面。性别批评因其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特别关注而被认为是１９世纪社会文化批评的复兴。当“性”成为人们理解社会权力结构的切入点时，性别领域里的男女关系便成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的一种类比与对应。性别批评话语因此而成为一种介入社会的隐喻性话语     

弗洛伊德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启示——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性别"阐释

弗洛伊德思想在为女性主义所解读并利用之时,经历了从对之简单否定到逐渐肯定的过程。作为父权性别文化建制的形象阐释,它使得“社会性别”成为女性研究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并开启了对父权制成因以及性别主体性文化生成的关注与探索。但“社会性别”的确立也因此抽离了两性自然差异对其得以形成的重大影响,致使女性主义的思想误入父权制话语实现的歧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再次证明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和前瞻性,他对人类“双性人格”潜力的发掘,揭示了人性的超越本质,为女性主义精神走向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源。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一个欧盟社会政策的分析路径

社会排斥理论是欧洲社会政策研究中新兴的理论.欧盟一体化进程和福利国家危机是社会排斥理论发展的主要背景.社会排斥指社会成员愿意参与社会活动但是被不可控制的因素阻止的事实.社会排斥问题的存在影响社会成员公民权利的实现.欧盟的研究表明,社会排斥在健康、就业、社会保护、教育和住房五个与社会政策相关的领域中存在.社会政策是反社会排斥达到社会融合的手段.欧盟希望通过社会政策调整和实施去消除社会排斥.     

论法德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法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主要来源于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其核心是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偏好意图伦理、信念伦理和价值理性。它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的无限性,但一直秉持怀疑主义的原则;它喜欢革命与变革,坚决反对传统,主张革除习俗与惯例,但它又喜欢对社会与人的改造,相信人性的无限可完善性。它所秉持的这些观念极易将其价值当作现实去推行,从而导致恶果,因此需要对之进行限定、划界,方能发挥其作用。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丽"的假面--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心理阴影的理性透视

1944年,张爱玲将她早期发表的十篇小说结集出版,命名为《传奇》。这本《传奇》囊括了张爱玲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痼疾的仔细观察与理性思考。在《传奇》一书中,张爱玲以女性自身所特有的敏锐和感悟,透过历史、社会和文化诸因素加于女性身上的种种华丽光环,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内部,记叙下了她所触摸与理解到的女性传奇故事。     

探寻经典中的时代意义——基于《吾国与吾民》序言的赛珍珠研究

赛珍珠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写的序言,是她直面表达和描写中国观的文章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体现了赛珍珠的国际主义和高度责任感等思想。赛珍珠从客观冷静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权更替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她指出,中国的危险主要不在于政治,而是在于＂墨守故辙＂。她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无序性和无目标性提出了批判,认为中国对青年人的教育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赛珍珠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不妨追溯前代,看看中国的古代哲理如何＂。     

西尔维亚·普拉斯人格面具与真自我冲突分析

随着环境需要与自我需要的不同,西尔维亚.普拉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人格面具:从幼年时期的"乖女儿"人格面具,到青年时期的"笑容可掬"人格面具,直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主妇"和"贤妻良母"的人格面具。普拉斯每个时期的人格面具都与其真自我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致使普拉斯的一生陷入忧郁、痛苦、绝望之中,最后她撕下自己的人格面具,践行"死亡是一门艺术",灵魂终于获得了新生。     

和谐社会建设中之社会含义诠释

今日通用“社会”一词与我国古代的“社”与“会”的含义不同。在社会建设语义下,应走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雄的“大社会”传统思维范式,更加强调社会的总体利益和社会性目标、注重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满足、强调社会中个体发展的公平性、社会服务提供的完善性等。进行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需要对“社会”涵义作进一步的析解与拓展。     

实践合理性视域中的合理价值观建构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人们依据一定的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对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价值或意义的反思与评价。因此,如何建构科学合理的理性观和价值观便是实践合理性问题的根本要求。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绝对理性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成为现代化实践中各种弊端产生的认识根源。人类要真正克服和摆脱现代生存困境,就必须来一场价值观上的变革,抛弃原有价值观中不合理的内容,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价值观体系来引导、规范和评价实践活动,从而牵引人类实践不断地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     

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相伴随,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视角的分析凸显了作为现实力量和象征关系的性别在现代上海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和炫耀性消费等都市文化生产中的意义,以及与国族想象的纠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不仅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也不能不牵涉影响到男性形象的革命及其他。将性别纳入到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来,能够更多地把握到它的历史构成和相关特点,或演变的"关键",提供人们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或路径。     

论阮玲玉自杀的社会意义赋予

1935年3月8日,著名女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轰动社会.媒体迅速报道,引起一场大讨论.舆论从将其自杀归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到说她是被封建主义毒害、被黑暗社会制度压迫而死,批判对象由个人延伸到社会,烘托出她被杀的弱者形象;同时,又说她是为妇女解放而牺牲,将她塑造成具有献身精神的新女性.对于预防自杀途径的探讨,舆论认为不但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要注重人际交流还有行业协会的建立及彻底的社会改造等.其自杀被演绎成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成为社会舆论言说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等宏大时代主题的契机与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