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董仲舒伦理思想初探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鼓吹封建伦理纲常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伦理思想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具有“天人合一”的神秘性质,封建的伦理纲常、道德说教在他那里统统被戴上了神圣的光环,使其伦理学说表现出神学的特征。作为汉初儒家新思想的集大成者的董仲舒,在伦理思想中,将他的神学唯心主义做了充分的发挥,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封建的伦理纲常体系,为中国封建道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伦理思想的特点、演变,发展及其规律是会有所禅益的。因此,本文试图对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善恶之性受命于天”的道德起源论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就已意识到人性不同于禽兽之性,并且认为人之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就在于人的道德性。孟轲认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属性是人所固有的,人有了这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试论儒家仁学天人和谐之环境伦理思想

儒家天人相和仁学思想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儒家强调万物一体、主客统一,天地自然更具根本性;以生释仁,强调珍惜生命、珍爱万物,是"替天行道"的道德至善;提出"民胞物与""人者,天地之心",既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又凸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人当尽天赋本心,尽关爱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以体现人贵于自然万物,实现以人为本、爱物与爱人的统一,实现仁,达到人的道德完善.儒家天人和谐仁学思想在生态环境伦理观上的独特认识,可为我们突破并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认识,为今天解决生态危机、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     

《化书》道教伦理思想探究

《化书》乃五代时期道教之经典,其中颇为丰富之伦理思想竟为学界所忽视。它视角独特地从生物学上寻找人类伦理之源;痛斥当时道德堕落之状况;认为伦理教化之根基在于帝王无为寡欲,清正爱民;其实施策略即为与民同甘共苦,倡导平均,厉行节俭;其伦理理想则为由人人平等而至天下大治。这是融儒家、佛家思想于道家之中的伦理创新,是中古道教伦理思想之重要成就。     

宗教与伦理之间：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

宗教伦理是宗教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个边缘交叉研究对象,但有人认为,“宗教无道德”,本文从宗教、伦理的本义及人的神性与人性来讨论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认为宗教伦理是我们当今进行现代世俗道德建构时必须加以活化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儒家人治理念的价值预设及其现实困境

儒家理念中的人治是“圣王之治”,其内含的价值预设主要有四：一是人性本善或可善;二是人具有通过内在修炼成就圣贤人格的无限能力;三是“人是天生的道德动物”,必须过社会道德生活;四是社会由圣王治理天经地义。由于儒家思想家未能对人能否成圣、如何判别圣人、圣人何以为王、圣人为王后如何治国、如何确保圣王永远为圣（绝不滥用权力）等五大关涉其理念生命力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圆满解答,以至其人治理念不仅内含一系列逻辑矛盾,而且一旦付诸实施,必将陷入理念与现实相背离的困境之中。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净土三经的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佛教净土信仰的基本经典,净土三经伦理思想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是离恶向善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离三毒之恶而向三善,离五恶而生五善,离浊世之恶而向净土之善;二是慈爱悲愍的弥陀愿力,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悲愿,包括拔苦之愿和与乐之愿,体现净土伦理的他律解脱特性;三是兼顾各类修习特性的道德修行方法,特别是三品往生方法;四是体现快乐安隐、纯善无恶、清净庄严的极乐至善的道德理想之境。由此也体现了净土系伦理的基本特色。     

尊扬个性 立人立国——鲁迅早期伦理思想初探

鲁迅早期的伦理思想有着丰富深刻的内容：立人立国的道德理想以救国为出发点，而立人则在于理想人性的建立，真善美的统一为理想人性的实质，也是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尊个性，任个人是其道德原则，只有如此，才能立人进而立国；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弗失固有之血脉是其重建道德文化的方法，亦即不守旧，不排洋，洞达世界，探究国情，从而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新文化、新道德。鲁迅早期的伦理思想有积极的战斗意义，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某些局限     

儒家人治理念的价值预设及其现实困境

儒家理念中的人治是"圣王之治",其内含的价值预设主要有四:一是人性本善或可善;二是人具有通过内在修炼成就圣贤人格的无限能力;三是"人是天生的道德动物",必须过社会道德生活;四是社会由圣王治理天经地义.由于儒家思想家未能对人能否成圣、如何判别圣人、圣人何以为王、圣人为王后如何治国、如何确保圣王永远为圣(绝不滥用权力)等五大关涉其理念生命力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圆满解答,以至其人治理念不仅内含一系列逻辑矛盾,而且一旦付诸实施,必将陷入理念与现实相背离的困境之中.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先秦儒家道德人格层次辨析

小人、士、君子和圣人是先秦儒家基本的道德人格类型,四者因智慧、境界和价值等差异而居于不同的层次。小人是缺德者,是君子的相反人格。君子是承载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规范最重要的载体,是先秦儒家的核心道德人格类型。士是入德者,是君子的最佳候选人,与君子在内涵上有交叉的地方。君子和圣人同为理想人格,君子的设立源于对道德修养的现实困难之敏锐体察,圣人的塑造则是出于道德理想追求与修养过程的无止境特性的应然考虑。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初探

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家,在论述他们的道德理论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人性论作为他们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当然,他们在人性论的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有的把人性理解为神启的即上帝赐予的神性;有的把人性说成天赋的先天之性;有的把人性看作是“饮食男女”的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出发,导出各自的道德起源和道德修养的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弄清楚在道德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与人性论的界限,无疑是有意义的。     

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儒家德性伦理对社会和谐与生命发展的价值

在孔孟对"德性"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认识与发展之后,儒家建立了一种以人性"善"为基础,以具有丰富"仁"德性内涵为核心,通过道德主体(人)的道德践履过程,将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精神形态的"德性"品格外化为现实德行的德性伦理体系.同时,在"天理良心"主体性价值尺度的规范下,"修齐治平"最终成为人们德性修为的终极目标.当前,研究儒家德性伦理普及教化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其形式要素方面的有效经验,是探索适应当代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运行机制的必然话题,也可为和谐社会建设与个体生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正确的路向.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的异同

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关系.儒家的天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之天、神性之天和伦理之天的含义;基督教之神具有自然属性、道德属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属性.儒家的人主要是指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文化母题,来探讨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人性的阴影.儒家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合德",强调的是人与天、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强调神是绝对的主宰,人必须完全服从,信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     

职务犯罪预防应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

道德教化对预防职务犯罪无疑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站在人性善的角度上将道德教化的作用绝对化和万能化,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将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收效甚微。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是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应着眼于人性恶的假设,从人性恶出发,用民主法制建设去遏制人性的弱点,以达到从根本上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