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困境及破解方略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剥离并处置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防范与化解其金融风险,并帮助国有企业扭亏脱困,但时至今日,处置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冰棍”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文章探讨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面临的制度困境、政策困境、市场困境、地方保护主义困境、法律困境和内部困境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方略。     

“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对G市B区的个案研究

针对各地推行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持续的问题，以G市B区为个案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区“政务名称”与“政务级别”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公章效力”困境，反映的是机构与权力规则的不吻合；“属地管理”机制与“去行政化”举措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及其工作人员遭遇“权责错位”困境，反映的是不同制度功能的不吻合；“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后的社区干部遭遇“身份下降”困境，反映的是编制待遇及流动规则的不吻合；“经费包干”与“费随事转”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捉襟见肘”困境，反映的是市区两级关于社区工作经费规则的不吻合；“撤销建制”与“加强党建”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所在地遭遇“街道地位”困境，反映的是地方与中央政策对于街道定位的不吻合，并最终引致改革的终结。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是：“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过程遭遇的，是不断改革环境中现有制度体系的欠吻合或非一体化的困境，即改革的制度与整体制度之间的非一体化困境。     

学校不宜实施“末位淘汰制”

学校是否适合采用“末位淘汰制”是目前学校管理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学校管理中不适合采用“末位淘汰制”:学校实施末位淘汰制不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缺乏科学性;不利于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和教师的身心健康。为此,它是一种消极的、简单化的、缺乏科学性的管理手段,是学校管理无为、无能的体现。     

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

在分析传统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绩效的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探索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位,走出农村养老困境。农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主要类型有“宗族型”、“华侨型”、“先富型”、“村集体型”、“喜事型”、“互助型”、“自助型”等。该制度的成功运作需要乡村政府、乡村有识之士、村民等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再辅以配套的管理办法。家庭养老制度、社会养老制度以及“草根”型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农村当前及较长时间内走出养老困境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学前教育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学前教育发展迅速,“重建体系、规范发展、创立多元化学前教育体系”三大改革促进了事业发展,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初步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的学前教育发展模式;同时,存在“普及率偏低、发展不均衡、师资队伍薄弱”三大问题,形成发展困境,急需通过管理体制改革配套地解决问题。     

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的实施困境

运用实证调查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状态下村委会职能实施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分析认为,人口流出使村委会在组织上出现“人才流失”与“水平下降”;在空心化背景下,村委会实行民主管理时,遭遇“人气不足”与“兴致不高”;人口流入可能使农村出现“管理无序”与“参与不能”。对此,很多地方试图通过村组合并方式实现对空心化农村的治理,但往往导致“得形失意”与“实现困难”窘境。分析结果表明,针对空心化问题,村委会应由“积极型自治”转变为“自我服务型自治”;针对人口流入,立法上应该缩小村委会属人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扩大属地主义职能的管理范围。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归来兮，社区礼仪

一直从事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研究工作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提出,在国人日感“失礼”行为泛滥、道德标准滑坡的当今时代,种种不文明行为颇有市场,对此,只有重新认识传统礼仪,制定适合当今时代的礼仪,特别是加强社区礼仪建设,方有希望找到一条走出目前困境的路子。近日,本刊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彭林教授。     

基于大数据的教师管理精准化

教师管理是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实现“善治”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当前的教师管理却陷入培养错位、培训不当、共享不足、取向失效的“管理失灵”困境。破解当前教师“管理失灵”这一难题的有效策略在于全方位运用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了解培训对象主体诉求,利用云平台共建教师信息库并实时更新数据,多渠道收集教师个体量化数据,以实现“精心培养、精密培训、精确配置、精细评估”的精准教师管理。     

新时代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某地方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全球化发展大环境下,教育国际化成为必然趋势,众多高职院校积极落实“双高”计划,引入优质资源、建立交流平台、开展研究合作,优化国际化路径。然而,部分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在疫情影响下遭遇困境,需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突破瓶颈。本文将结合某地方职业院校实际情况,从国际化融入程度、国际化服务能力、社会支持度三个层面,深入剖析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现状及面临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1234”对策,以期为高职院校国际化工作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以“梦”为衣的女性思虑——解读斯妤散文中的“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斯妤抛却了以往的温馨情怀,开始转向对人生荒诞及存在困境的思虑与体现."梦"是其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也可以说是斯妤散文独特的形式之一.经由"梦"的通道,斯妤直接与自己的内心与情感进行着对话,突破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痛快淋漓地表现出她对生存与荒诞的思虑,以及作为"第二性"的女性的存在困境.     

关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思考

“自我中心困境”是唯心主义用来反驳唯物主义的重要武器,传统唯物论之所以陷入困境源于它的二元论预设。现代物理学革命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唯物论的这种困境。实践唯物主义根本克服了传统唯物论的局限性,为走出“自我中心困境”找到了出路。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试论“以评促管”

在明确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对高校教学管理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教学管理存在的教学管理队伍、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教学管理机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教学管理经费投入等5个亟待改进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的几项有效措施:(1)树立管理出质量、管理出效益的观念;(2)全面建章立制,大力规范教学管理;(3)大力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学管理力度;(4)着力构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提高教学管理的水平;(5)加大教学经费的投入,提高教学管理效益等措施。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论"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现代困境

“九叶”诗派分化与聚合的现代困境,揭示出了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回归学术本位的艰难与困厄。《中国新诗》从备受责难与内部分裂的《诗创造》独立出来后,促成了“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最终形成,但随着“希望”而来的仍是痛苦的守候与再守候。在无地自由的生存困境中,自由知识分子拥有的“丰富”都只是“丰富的痛苦”。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湘南土话"研究概述

"湘南土话"的研究正为汉语方言学界所关注,其神秘面纱正在研究中被逐渐地揭开.回顾人们对"湘南土话"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旧籍上的零星记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二、现代调查方法的单点调查记录时期(1935-2000年)这一时期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开始标志.三、综合性的深入探讨时期(2000年开始迄今),这一时期以"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开始标志.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湘西古丈县“死客话”的归属

湘西古丈县有一种分布范围不广且归属未明的汉语方言“死客话”。从其与周边湘语辰溆片的音韵特征比较看,“死客话”具有湘语的典型特征,应该划归湘语辰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