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的借喻与“他者”的拯救之旅——严歌苓小说《人寰》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人寰》改名《心理医生在吗？》重新出版,这一重新命名传达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它表明该小说不仅是一个关于“病的隐喻”的文本,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关于文化身份建构的实验文本。小说呈现了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向“他者”寻求文化“疗救”的努力和思考,并试图从“言语一权力”关系中透视历史深处,这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对＂文革＂有着持续集中的关注。在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成人世界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被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投射到孩子身上时,也留下了扭曲变形的投影。不过,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又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让读者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一些温暖的慰藉。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感＂,加上移民生活给予她的视角和思考的拓展与深化,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情感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描绘了特殊历史境遇下一个畸形家庭的悲欢离合,多鹤、小环和张俭这三位主人公的关系在矛盾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达到了平衡.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真情与善良,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界限,彰显出人性最耀眼的光辉.     

审丑——严歌苓《审丑》解读

《审丑》从主角赵无定的观察与叙述出发 ,带出一个以捡拾垃圾为生的老人的故事。赵无定从小便观察老人 ,当别人因老人的丑而轻蔑他的存在时 ,赵无定却长期深入老人的生活及情感世界 ,带领我们从另一角度体悟丑中之美的意义     

论严歌苓小说的动作叙事——以《扶桑》《人寰》《床畔》为例

严歌苓的小说注重动作描摹。论文以《扶桑》《人寰》和《床畔》为例,论析她小说中的动作叙事。严歌苓能够精准地刻画出人物一系列的连续动作,达到影视般的传神效果;善于从最细微处入笔,铺叙人物知觉感受;她同样精于赋予一个动作深刻的意蕴,将动作与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动作描写,不仅承担描画外观、表征心理、揭示性格的浅层功能,而且直接与小说的主题、与文本的结构等等更为深层的表达意图发生关系,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叙事功能。此外,综观这三部小说,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在动作叙事上审美衍变的轨迹。论文最后论析了动作叙事的成因与价值。     

“革命理想”祭坛下的牺牲——严歌苓《雌性的草地》解读

在大众的眼中,理想是美好的、高尚的,可是中国文革语境下的"理想"在与民族集体的强大震慑力合而为一之后却变成了压抑人性欲望的"假理想"。为了正视并反思这一切,严歌苓再现了当年川西草原上"铁姑娘牧马班"的生活,挖掘出这理想作为"他者"对姑娘们的压迫,展现了一幅亦悲亦壮的残酷场景。     

人性·雌性·传统——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的文化心理解读

严歌苓惯于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讲述故事,但《第九个寡妇》却是一部充满鲜活生活气息的暖色调的小说。作者写出了在人性透视下的中国乡间仁义、保守的文化心理特征,同时对充满魅惑力量的雌性尽情讴歌与赞颂。     

《金陵十三钗》的人性解读

《金陵十三钗》是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一部中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日本兵、中国士兵、神父、中国女学生和一群妓女这些人物形象刻画,展示了人性的丰富与多样。作者更是执着于探寻人性中的美好与善良,尤其是十三钗在灾难面前、危机关头舍身赴难的动人行为,传达出了一种人情、人性上的感悟与思考,与日本兵身上人性的泯灭和残忍,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让我们对人性进行深刻的的审视、剖析和反省。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理想”祭坛上永不褪色的“女人花”——严歌苓《雌性的草地》的女性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雌性的草地》描写了在20世纪那个“红色的年代”女性知青像男人一样放牧军马的艰苦生活，展现了她们遭受人性摧残的悲凉人生和不幸命运。虽然女知青们都相继戏了“崇高”理想的祭品，但是在被“雄化”、“物化”过程中，她们仍旧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渴望，悲情地呼唤着“雌性”。在这些女性牛命中，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她们身上那抹...     

“他者”视角下《宠儿》的情感解读

"他者"的"注视",使得保罗·D与塞斯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被剥夺、异化和虚无,进而导致他们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的同一性选择,导致的结果就是自毁、自灭。自我否定的同一性选择,使得保罗·D和塞斯"爱"的能力的完全丧失,其情感的结局必将走向不可能。     

伍尔夫和严歌苓笔下的“双性同体”解读——以《到灯塔去》和《白蛇》为例

在《到灯塔去》和《白蛇》中,伍尔夫和严歌苓分别以女性视角写出了受时代影响的女性气质的被摧残和迷茫错乱。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和严歌苓的《白蛇》都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对“双性心理”的女性给予关注,以超性别立场对同性恋给予了肯定。     

从互为枷锁到道德自律——论约翰·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紧身甲》

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紧身甲》通过主人公由外在力量说服而穿上紧身甲到自己穿着无形的"紧身甲"这样的故事,揭示了人类互为枷锁转而升华为道德自律的生动过程。《紧身甲》孕育了斯坦贝克文学创作中的诸多思考与关怀。尤其是小说对美国人民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怀使他成为一个有责任感,且不愿哗众取宠的担当者。     

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穿越30多年的时空距离,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接地带,旅美作家严歌苓凭借《白蛇》等作品,从童年及女性主义视角对文革作另类反观,对非常时代里的幽僻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深入探察,着力揭示出一个时代的隐痛。     

《蝇王》中人物的道德伦理分析

《蝇王》和唯美主义小说背道而驰,属于一部内涵丰富的青少年文学作品,其中充满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害,作品中唯一的伦理高尚的化身"西蒙"则寄托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真诚友爱的社会的向往。戈尔丁认为,爱是建立有秩序的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手段,教育、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皆可以使人类的伦理道德状况得到改善。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     

“他者”与“自我”的危机——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只爱陌生人》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只爱陌生人》中作为＂他者＂存在的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或成为受虐狂,而作为＂自我＂存在的男性却身染＂女性气质＂或心理变态,他们共同陷入危机之中。通过分析女性＂他者＂与男性＂自我＂的危机,笔者认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最终导致两性的扭曲与不安,而小说表达出麦克尤恩对当代社会语境下女性,尤其是男性生存境地的忧虑。     

自我·他者·责任——《受害者》中的伦理思想之管见

在《受害者》中,贝娄通过戏剧性地展现主人公阿萨·莱文撒尔（Asa Leventhal）和科比·阿尔比（Kirby Allbee）之间的冲突,揭示人类生活的困境,探索人生的意义,表现出贝娄坚信人本善良、爱人类和个人负有社会责任等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     

唱出爱情的真与痛——论严歌苓笔下的“错位”爱情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严歌苓十分擅长描写"错位"爱情。其早期中篇《倒淌河》《我不是精灵》及近作《你触碰了我》中的"错位"爱情,在有限的篇幅中,本能与根性,神性与凡性,以及感情与理智的对立冲突,呈露着人性最根底因素的复杂纠葛,就爱情主题内涵的挖掘而论堪称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