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操控下胡适诗歌翻译特征

在胡适从事诗歌翻译的三个阶段,选用的诗体和语言均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的操控。在其诗歌翻译的第一阶段,主流诗学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操控着胡适采用五言和七言,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在第二阶段,意象派运动的诗体自由操控着胡适尝试使用中国古典自由诗体——骚体进行诗歌翻译;在第三阶段,受意象派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操控,胡适运用白话自由诗体翻译诗歌。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即彼存在争议。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在方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     

从权力话语理论谈胡适的翻译观

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胡适的翻译观。胡适在翻译选本上提倡翻译西洋名著，在翻译用语上主张使用白话，在翻译方法上强调采用直译。指出胡适的这些翻译观点是各种权力话语操控的结果，既受到当时国内文学革命、西方强势文化等权力话语的支配，也与他本人的诗学追求紧密相关。     

T.E.休姆与意象派诗歌运动

T.E.休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对发轫期的意象派有着独特贡献,其倡导的"语言干练"、"用词准确"、"意象新颖"、"自由韵律"等诗学观为意象派诗歌运动指明了方向;而"反浪漫主义思想"作为意象派的"根本立场",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因此,用"《秋》意无限"来形容其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局限性也一览无余。意象的"客观与精准"以及语言的"具体"等让意象派诗歌失去了"朦胧之美";他反对"宏大主题"的理念也束缚了诗人的创作。这或多或少地为意象派诗歌走向没落埋下祸根,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只能"昙花一现"。     

胡适派诗学对中西美学诗学的偏取及其得失

胡适派诗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偏取上的。胡适诗学的理论依据:其一是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其二是西方意象派的诗学主张。一方面,胡适派诗学家以自己先行预设的诗学观念来切割中国诗学史,强行把中国传统诗学划分为文言与白话,舍弃文言而偏取白话;另一方面,则以自己因受到白话报刊文章的影响而形成的白话观念,来接受西方意象派诗学,从而对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胡适等人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初期白话诗学观念成为初期白话诗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是导致初期白话诗艺术成就低下的根本原因。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的影响

庞德作为西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主将,通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并为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他受益匪浅,通过学习、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创造和独特的句法结构,逐渐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并将之运用到诗歌创作实践中,开了西方意象派诗歌之先河.     

译诗诗体表情功能研究——以胡适仿骚体译本《哀希腊》为例

诗歌作为一种具有表情功能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传达文字上的信息,还要重视诗体的表情功能,因此,诗歌翻译过程中,诗体的选择尤为重要,不仅要满足对原诗表情功能的传递,还要承载着译者赋予译诗本身的表情功能,文章将以胡适留美期间仿骚体译本《哀希腊》为例加以分析.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四期间,我国译诗之风盛行且影响深远。针对目前国内对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缺乏系统探讨的现状,本文从译史、翻译实践、译论以及我国新诗运动影响等层面,就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基本架构问题进行了概述与分析。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清末民初诗歌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我国诗歌翻译大兴于清末民初,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代表人物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对拜伦的《哀希腊》的翻译发现: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者自身主体性的影响,三人翻译的预先规范各不相同,其操作规范也千差万别。梁译注重诗歌的思想性,苏、马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译语文化的可接受性。这表明在我国诗歌翻译兴起初期表现出了预先规范的不确定性和操作规范的多样性。     

清末民初诗歌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我国诗歌翻译大兴于清末民初,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代表人物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对拜伦的<哀希腊>的翻译发现: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者自身主体性的影响,三人翻译的预先规范各不相同,其操作规范也千差万别.梁译注重诗歌的思想性,苏、马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译语文化的可接受性.这表明在我国诗歌翻译兴起初期表现出了预先规范的不确定性和操作规范的多样性.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胡适译诗思想嬗变之发微

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著作等身,其创作涉及多个文学领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其翻译活动往往能辅助文学创作,因此要研究他的思想,分析他的翻译作品就十分必要。在众多翻译体裁中,诗歌翻译是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胡适不同时期的诗歌翻译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翻译诗歌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而对这种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利于从更广阔的角度了解其译学思想及其译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胡适译诗思想嬗变之发微

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著作等身,其创作涉及多个文学领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其翻译活动往往能辅助文学创作,因此要研究他的思想,分析他的翻译作品就十分必要。在众多翻译体裁中,诗歌翻译是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胡适不同时期的诗歌翻译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翻译诗歌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而对这种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利于从更广阔的角度了解其译学思想及其译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论中国现代派诗对意象主义的接受和变异

过去,大多数论者认为以戴望舒、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主要是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但运用接受研究的方法,对西方意象派诗歌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关系进行如实清理和辨证剖析后,可以认为中国现代派接受外来诗潮的多元格局中,意象派的地位是主要的.中国现代派诗歌在诗艺和诗论等方面吸纳意象主义诗学,但在意象的意义、意象营造和意象价值等方面存在差异.     

“艾米主义”意象派诗歌建构特色论析

意象派是20世纪初形成于英国并很快传入美、俄的一个诗歌流派,旨在以鲜明、准确、凝练的意象生动地展现事物,并同时将诗人瞬间的思想情感溶化在诗行之中,借以反拨当时诗歌的伪饰、晦涩与拖沓.艾米·洛威尔既是意象派诗歌最主要的写手,更是这个流派的中心由英国转到美国后的领军人物.她以中国古典诗词为“营养”,不仅发展了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而且还运用自由诗体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无韵之韵”.意象派诗歌运动尽管很快就在欧美诗坛上消失了,但“艾米主义”意象派的辉煌瞬间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和对现代诗坛的深远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     

诗体派遗珠:海伦·沃德尔古诗英译研究

自17世纪古诗英译肇始,西方传教士、汉学家译作丰硕,翻译风格多样化,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出重要贡献.其中,国外独具特色的诗体派译本有海伦·沃德尔于1913年节选《诗经》英译的《中国抒情诗》.介绍诗人译者及其主要作品,探析译本的选材、诗体和内容特征,归纳出译本选材聚焦婚恋、忧国和宴饮,译注凸显女性主义思想,译诗诗体遵从目的语诗体规范,同时分析时代诗学对诗人个性化译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