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

以创作小说和剧本、倡导“民族文学运动”闻名的川籍作家陈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位文学批评家。陈铨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其独特意义在于对文化式批评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将其引入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民族的苦难、留德的背景使陈铨在进行文化式批评时特别推崇“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盛世文学”。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试论陈铨、林同济文化观的异同

20世纪 4 0年代“战国策派”的两位代表人物林同济和陈铨文化观的共通之处在于一种态度的同一性。他们鼓吹力的哲学和英雄崇拜来振奋衰颓的民气 ,企望在新的战国时代通过一场自救的民族战争来达成民族复兴。但由于两人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基础 ,所以在看待历史的视角、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路和民族文化再造的策略等几个方面都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 ,整体体现为林同济的蕴藉与陈铨的峻急文化气质的差异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战国策”派成员陈铨倡导了民族文学运动,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民族文学运动有高远理想和现实功利两方面的要求,这使他的思想内部充满了天才和民族意识、文学与宣传等诸多悖论。陈铨虽不是国民党政府的成员,但他的这些主张和国民党的政策有很多相通之处,使之具有某种现实共谋性,陈铨及“战国策”派成员对自身身份的确认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评陈铨剧作的“浪漫精神”

四十年代初期出现的“战国派”,是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化团体。在它的成员中,陈铨是在政治上滑得最远、在文艺上散布毒菌最多的一个。戏剧创作是他文艺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解剖一下陈铨的剧作,对进一步认识“战国派”的社会政治思想、文艺思想不无裨益。 抗战中期,陈铨先后写了《黄鹤楼》、《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无情女》等多幕剧和《自卫》、《衣橱》等独幕剧以及收录在《戏剧与人生》中的一系列关于戏剧的文章,对戏剧有着极大的兴趣。     

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陈铨

作为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陈铨最早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作为“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陈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倡导尼采的入世哲学。他通过对中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比较，在深层次上对两个民族的哲学理念作了对比，并希望以此为途径，提出自己的一套关于解决人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学方案。     

政治文化对国家认同影响之分析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特殊的政治取向,体现了一个民族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部分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其中"国家认同"就是对国家的政治态度。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话语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同质性,然而,在实践中一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客观事实,使由此衍生的结构性亚文化对传统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必要以宪法为核心,建构宪法文化的国家认同,以克服国家认同问题。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以具有丰富多样、开放兼容、跨国跨境以及和谐共存等特色的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例证,提出坚持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为主导、辅之以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等模式,并强调应重视实践层面的探究以及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民族文化事业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突出培育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方面.但在当前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讨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树立一种保护与传承本身就是根本目的的"本体论"观念,这样才有望真正探索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起点、路径和模式

基于"文化"、"民族"和"区域"的三维视角,力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如何识别"和"文化资源如何开发"这两个问题做出更好地解答。文章以文化价值取向为基点,从逻辑方面对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破解。即,通过对文化价值取向条件收敛性的拓展,逐层分析了文化资源开发的起点和路径问题,并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具体探讨了"前台"、"后台"分置的开发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将文化价值取向的条件收敛性视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具体展现特征,从逻辑上可构筑文化资源开发的起点,进而把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理解为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在具体开发模式上,需要设置"后台"以保护文化精髓,设置"前台"以供商业性质的开发,从而实现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并举。     

“恐怖·狂欢·虔恪”与本真救赎——战国策派美学旨趣新探

《寄语中国艺术人》是战国策派的美学纲领,须结合《中国心灵》才能读懂战国策派的美学旨趣。战国策派美学始于反对儒道,却终于复归道家,因为中国人就社会属性是儒家信徒,作为个体却是道教徒。陈铨等人所意识到的时代病是战国策派无力解决的,因而以海德格尔的学说格义道家作为药方,从美学概念引向哲学概念。虔恪的"绝对之体",对于"超人"而言是以老子的"无"为终;对于"超人"与"末人"以外的第三种人而言,是以海德格尔的本真为终。因此,在陈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阅读到本真的救赎。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提高民族心理素质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我们以"共同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心理素质"为切入点,通过对表现于和谐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心理素质、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文化的潜在形式,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具体形态,它们是以不同的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应.和谐文化建设是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谐文化中所蕴含的和合思维是处理矛盾时的一种态度、方法,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处事之道,通过和谐文化这条纽带使民族心理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民族心理素质通过内在的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其影响,表现为预警、整合、调控和保障作用.因此,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是国家和民族发展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和谐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     

现代建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发展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的深化,民族文化发展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基于社会学的视角,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在分析"民族文化发展与现代化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基础上,指出"继承与创新"是民族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认为民族文化只有经过"现代建构"才可真正得到有效发展,进而提出了发展的可持续、积极参与现代化、协同与互动、找准有效的市场支点、创新人文社会环境等建设性建议.     

“史诗”与“神话”:民族宏大叙事升华的双翼——方棋《最后的巫歌》解读及其他

《最后的巫歌》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史诗品质和神话性。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对家族史和民族志的精心构建上。它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族群记忆和民间化的历史,以一个民族——"虎族"(土家族)的文化溯源来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它以独特的神话叙事方式,打通了历史、现实、神性和人性的界限,以揭示文化之根本和探寻民族之未来为目的,为中国当下文坛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宏大叙事之作。这部作品丰富了当代文学叙事经验,而且努力建构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新模式。     

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以河湟地区的道教文化为视点

河湟地区是我国最具民族与宗教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区之一,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视角,以河湟地区的道教为视点,探讨了这一地区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模式。在这一地区历史上正是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彼此影响与整合,夯实了河湟地区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根基。同时基于这一个案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儒道释伊四教互补合一"的"一室四间"的观点。     

文化模型下汉英隐喻谚语认知对比研究

谚语是民族良知的精华,一个民族所创造的谚语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型,而一个民族的语言行为和语言习惯受到文化模型的制约。通过汉英隐喻谚语的比较,以Lakoff(1987)"理想化认知模型"为视角,阐释文化模型在隐喻模型的形成中影响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方式、目的域的源域选择及目的域的意义诠释。     

艺术生产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先性

资源是财富的财富。在当代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文化资源受到了世界性的普遍重视。我国艺术生产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先性所指,既不是单纯的地方民族文化资源,也不是那种宽泛的华夏民族文化资源,而是"中华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形质丰实,伴随国家走向和平崛起的宏大的文化资源库。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向来看,将民族文化资源置于优先地位,是其应有之义,因而也是民族化的艺术生产的内在欲求;从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看,我国的艺术生产应该努力开发"中华文化"资源。当代文化的世界格局有两种声音:一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声音,它以超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操持着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媒介力量,凌驾于他国文化之上,向其他民族国家传播渗透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业已对某些弱势民族国家构成严重的文化伤害;另一种声音是来自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呼吁文化多元化的声音,这是一种阻止文化霸权的声音。在这样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艺术生产作为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翼,在操作层面上最终取决于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上。谁忽略了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谁就会失去文化建设和艺术生产的主体性、自主性。     

"文化自觉"概念的界定

就目前学界对"文化自觉"的内涵所持有的三种典型观点———"认知"论、"基因"论、"反思"论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由此而衍生出的两方面问题———挫伤民族自信心和创新力、制约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以本土文化为行为对象的系统,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实践,对其真谛应全面把握。     

陈铨及其创作

陈铨(1903—1969),四川省富顺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教授。陈铨自幼聪敏好学,深受作为晚清秀才的父亲的教诲和影响,在上小学期间,还于课余学后按父亲要求入私塾读古文、诗词,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他以优秀成绩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后又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并先后修习古英文、德文、希腊文。毕业后,留学美国阿伯林大学,并以优秀成绩获硕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克尔大学,获博士学位。 1933年底,陈铨学成归来,成为家乡富顺县的又一个“才子”,留洋博士。1934年,陈铨经清华大学老师吴宓教授推荐,任教于武汉大学,教授文学课程。1935年,转回母校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