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唐四杰

四杰是初唐后期“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其中王杨擅长五律,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他们上承梁陈,下启沈宋,突破了宫体诗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题材,扭转了南朝诗风,改造和发展了诗歌形体,代表了文学革新的时代风貌。本文论证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中的贡献和地位并比较其异同。     

汉代俳谐文述论

俳谐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少见专门论述。这固然由于其言辞浅薄,涵义狭窄所致,但研究其文学特殊性,并非毫无价值,俳谐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有效的表现思想感情的文学方式,其特殊作用难以替代。研究古代文学中的"俳谐"现象,有助于更全面了解古代文学全貌,完善对古代文学体裁、题材、内容等方面的认识。汉代处于俳谐文学承前启后的时期,俳谐文学各种内容与体裁也基本具备,自成一种文学现象。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本的体、格、类的形成、特征、演变及其分类的学问。因此,全面占有资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古典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全面占有经、史、子、集有关文体资料的基础上,不能仅凭文论专著(如《文心雕龙》)和诗文评著作研究文体。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体裁,而应包括体裁(不止是诗文体裁,还应包括经、子、史,特别是史书的体裁)、体格(风格)和体类(即《文选序》所说的按体裁、题材和时序分类)。     

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

建安文学的研究历来多以作者或作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当时文学文本的流传,即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状况,也应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互赠诗文、相互品评、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为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几种主要形式。而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重文轻笔,以及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反映了这时期“期待视界”的变化,并导致一些题材、体裁及创作手法被淘汰,新的内容与形式被采用。因此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是形成建安时期“彬彬之盛”创作局面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记忆与并未成往事的故事——与当代辽宁作家陈昌平的对话

林喦:陈老师您好,一般意义上讲,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讲求通过叙事和塑造人物来反映社会生活,是一种偏重于客观描述和再现性的文学体裁。我们注意到,你的小说创作与一般东北作家不同,没有特别的东北地域色彩,题材上也没有明显的工业、农业特色,这在东北     

苏联文学中的奥维奇金流派

三十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由于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错误理论,在文学上便相应地产生了以粉饰现实为目的的”无冲突论”,这种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后期更加恶性发展而达到了高潮。在它的影响下,全部社会问题被纳入一个呆板的模式,归结为“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家们按照这个公式去进行创作,不敢接触生活的真实,不去塑造消极的反面的典型,而是逃避现实,粉饰现实,塑造一些苍白的臆想的所谓正面的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描写四平八稳的东西,于是文学作品中讽刺体裁没有了,悲剧体裁没有了,日常生活题材没有了,抒情诗没有了,描写自然和爱情也变成了文学的禁区。在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的地方,文学上粉饰现实的现象越是突出。反对“无冲突论”的斗争也最先从那里发难。以描写农村题材为特点的奥维奇金流派也就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产生的。     

俚词的文学功能和内容特征

与主流文学言志载道的功用不一样 ,俚词主要是用于娱乐消遣的。这一特质决定了俚词在题材内容上也与正统诗文有别 ,即它一般不涉及严肃的、经典的文学题材 ,而是采用日常世俗的情和事。经典性题材即使进入俚词 ,也会受到其文体特征的制约而发生变化 ,即化庄为谐。     

从我国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繁荣看西方文学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影响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转折期,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广泛传播,在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进步作家,置身于时代洪流,创作出一批杰出的长篇小说,中国文坛出现了长篇小说的繁荣。这些小说体裁、题材、主题、创作风格及艺术手法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从文学体裁、题材的变化,看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学交流的产儿,使得西方世界经历了几百年才发展     

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六朝是我国诗歌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们的传播意识随着文学地位的确立而觉醒，逐渐发达的造纸术也诗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间诗歌传播中的酬唱赠答、歌妓乐工传唱、题壁与编选诗文集等活动都为诗歌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读者的接受又对诗歌创作从题材、体裁、风格与流派的形成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试析变文对白话小说的影响

白话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变文从题材内容、体制特点、文体、语言等诸方面对白话小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初唐四杰

所谓初唐四杰乃王勃、杨炯、庐照邻、骆宾王四位诗人。因为他们生活于唐初,诗文一时颇有盛名,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即简称王、杨、庐、骆。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为隋末大儒王通之孙,诗人王绩的侄孙。八岁善文辞。后渡海省父于交趾溺水鹜悸而卒,年仅廿九岁(647——675)他诗文并茂,《滕王阁序》一时惊震文坛。其中以“落霉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脍炙人口。《杜少府之任蜀州》一     

月是故乡明——旅美宁波籍女作家应文婵的创作

旅美宁波籍女作家应文婵以其独特的散文、小说、诗文等作品在海外华文文学界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文章就应文婵的创作按作品体裁作一整体观照,从而论述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幕府类型、文学语境与东汉幕府文学题材的嬗变

东汉幕府文学是汉代文学色彩鲜明的分支,也是东汉文学有别于西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按照幕府府主的身份、职责以及幕府外部环境的差异,东汉幕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戍幕府、辅政幕府、割据幕府。这三种类型的幕府为入幕文人提供的文学语境有所不同,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题材的鲜明变化。作为一种和政治联姻的文学现象,东汉幕府文学在题材、体裁、艺术方法以及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东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形式到政治:文类理论的后现代新变

中国古代文论中与"文类"意义相近的是"文体"概念,主要是指体裁、体例、体式,属于文学形式范畴。"新批评派"等对"文类"概念作了形式主义的理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文类批评"的概念,力图扭转传统文类概念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代之以历史主义的文类概念。乔纳森·卡勒开了将"理论"称为"文类"的先例,它不是指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也不是指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和主题,而是指"后学"的各种新潮学说或流派,从而将文化政治问题推进了当今的学术视野,这就将"文类"概念大大扩充了。文类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转折与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为文类理论的新变提供了终极性的依据。     

从形式到政治:文类理论的后现代新变

中国古代文论中与"文类"意义相近的是"文体"概念,主要是指体裁、体例、体式,属于文学形式范畴。"新批评派"等对"文类"概念作了形式主义的理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文类批评"的概念,力图扭转传统文类概念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代之以历史主义的文类概念。乔纳森·卡勒开了将"理论"称为"文类"的先例,它不是指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也不是指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和主题,而是指"后学"的各种新潮学说或流派,从而将文化政治问题推进了当今的学术视野,这就将"文类"概念大大扩充了。文类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转折与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为文类理论的新变提供了终极性的依据。     

唐代“颂体诗文”诗史价值重估

受到诗论家道德批评的制约,唐代"颂体诗文"在诗史上的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然而这种由许敬宗创立的诗体,在实际创作中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颂体诗文的出现是由宫廷文学的基本需求和功能定位决定的,其突破不仅体现在体制容量与表现维度的扩大,而且重新确立了颂美型作品中"情"与"刺"的价值。重估其诗史价值的目的在于发掘颂体诗文在普及初盛唐诗歌过程中的作用。颂体诗文通过对简便易行的创作范式的提倡,使初盛唐人迅速掌握了写作宫廷诗文的能力。颂体诗文所倡导的肃穆典雅的审美感受与严肃政治的契合,使得唐人重新掌握了以诗歌介入政治生活的能力。     

试谈时代特点对“初唐四杰”的影响

“初唐四杰”作为社会变革时期下层文人的代表，影响他们从事诗歌创作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选官制度由豪门垄断到寒士参预的变化；文人队伍从官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皇帝对文学的爱好和倡导三个方面，分析时代发展的特点对“四杰”步入诗坛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四杰”及其诗歌提供理论依据。     

建构宜 考辨精 系年详──—读张志烈氏《初唐四杰年谱》

初唐四杰较为充分地吸收了六朝文学之积极成果，在创作中融进了时代精神与自己之真情实感，从而在更广阔的前景上为文学开辟了一条康庄的大道。可想而知，要研究伟大的唐代文学，不能不研究初唐四杰。而要研究它们，就得了解其生平事迹与作品写作时间及在何种情况下作（或为何而作）等等。这主要就是年谱的任务。张氏80年代中期曾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开过“初唐四杰研究”一门课，切年代初出版了（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2年。后引本书只写页码）一书，这是初唐四杰（不论总体，其中一人、二人）年谱中分量最大、用力最勤的。其特色…